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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38(1): 17-30.
摘要: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赋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赋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且这种赋能作用具有时滞性、持续性和总体增强的趋势。机制检验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提高企业网络关注度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心理赋能；还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资源赋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非敏感行业以及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赋能作用更大。本研究从网络基础设施视角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了新的路径，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赋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赋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且这种赋能作用具有时滞性、持续性和总体增强的趋势。机制检验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提高企业网络关注度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心理赋能；还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资源赋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非敏感行业以及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赋能作用更大。本研究从网络基础设施视角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了新的路径，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
2023, 38(1): 31-44.
摘要: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技术创新能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在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两业”融合水平，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2)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融合的基本路径，且能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3)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促进效应因区域和产业结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而要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建设，提升“两业”融合的质量与效率；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激活“两业”融合的内生动力；实施区域发展差异化策略，扩大“两业”融合发展的规模。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技术创新能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在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两业”融合水平，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2)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融合的基本路径，且能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3)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促进效应因区域和产业结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而要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建设，提升“两业”融合的质量与效率；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激活“两业”融合的内生动力；实施区域发展差异化策略，扩大“两业”融合发展的规模。
2023, 38(1): 45-61.
摘要:
科学合理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重要保障。基于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调控机理的系统分析，构造指数探究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中“沟通”和“行动”的实际调控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沟通”和“行动”两类工具都能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言行一致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调控效应，言行不一致则严重削弱“行动”的调控效应；中国人民银行对预期管理的重视、提升预期管理频率、提醒公众关注预期信号等，均能够显著提升预期管理的调控效应；经济增长高速阶段“行动”类工具效应较强，经济增长减速阶段“沟通”类工具效应较强；预期管理的“行动”类工具对各类型商业银行均具有显著影响，“沟通”类工具则未能有效影响地方法人银行的信贷投放。中央银行应逐步完善预期管理的政策框架，注重保持言行一致，培养公众敏感性，加大沟通力度，关注市场信号反馈，以有效应对当前预期转弱的压力。
科学合理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重要保障。基于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调控机理的系统分析，构造指数探究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中“沟通”和“行动”的实际调控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沟通”和“行动”两类工具都能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言行一致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调控效应，言行不一致则严重削弱“行动”的调控效应；中国人民银行对预期管理的重视、提升预期管理频率、提醒公众关注预期信号等，均能够显著提升预期管理的调控效应；经济增长高速阶段“行动”类工具效应较强，经济增长减速阶段“沟通”类工具效应较强；预期管理的“行动”类工具对各类型商业银行均具有显著影响，“沟通”类工具则未能有效影响地方法人银行的信贷投放。中央银行应逐步完善预期管理的政策框架，注重保持言行一致，培养公众敏感性，加大沟通力度，关注市场信号反馈，以有效应对当前预期转弱的压力。
2023, 38(1): 62-74.
摘要:
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倒推着支付体系的更新换代，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化支付工具应运而生。基于流行的货币支付属性构建货币效用模型研究支付工具的新旧交替，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如何通过替代现有支付工具开启支付系统新格局，并通过数值模拟预测央行数字货币取代现有支付工具的过程。研究表明：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有支付工具的程度由货币转化成本和支付属性决定，计息央行数字货币的替代力强于无息央行数字货币，现金支付被取代的程度更深，存款支付被取代的规模更大。央行数字货币成为未来主流的支付工具是大势所趋，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设计应允许其支付属性随时代发展而灵活变换；且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应从对市场冲击力最小的无息央行数字货币开始，并随着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增加新的功能。
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倒推着支付体系的更新换代，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化支付工具应运而生。基于流行的货币支付属性构建货币效用模型研究支付工具的新旧交替，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如何通过替代现有支付工具开启支付系统新格局，并通过数值模拟预测央行数字货币取代现有支付工具的过程。研究表明：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有支付工具的程度由货币转化成本和支付属性决定，计息央行数字货币的替代力强于无息央行数字货币，现金支付被取代的程度更深，存款支付被取代的规模更大。央行数字货币成为未来主流的支付工具是大势所趋，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设计应允许其支付属性随时代发展而灵活变换；且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应从对市场冲击力最小的无息央行数字货币开始，并随着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增加新的功能。
2023, 38(1): 75-87.
摘要: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的参与主体逐渐从国有企业拓展到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能否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成为亟待检验的问题。立足于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背景，以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好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该结论在考虑了反向因果、样本选择等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增加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促进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探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情境因素，不仅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还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提供了借鉴。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的参与主体逐渐从国有企业拓展到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能否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成为亟待检验的问题。立足于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背景，以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好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该结论在考虑了反向因果、样本选择等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增加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促进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探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情境因素，不仅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还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提供了借鉴。
2023, 38(1): 88-100.
摘要:
作为建设质量强国的制度安排，完善的政府规制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IMDRF成员国医疗器械规制的研究实例表明，医疗器械规制的创新效应和成本效应在不同阶段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产生了不同影响。研发规制或进口通关规制能否提升产品出口质量取决于创新效应与成本效应间的比较，同时满足研发规制与进口通关规制则对产品出口质量有正向促进效应；生产规制对产品出口质量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并呈“倒U型”特点。因此，政府既要构建政府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又要强化规制立法的国际沟通和协调，企业则要利用规制效应加强出口产品的质量管理。
作为建设质量强国的制度安排，完善的政府规制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IMDRF成员国医疗器械规制的研究实例表明，医疗器械规制的创新效应和成本效应在不同阶段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产生了不同影响。研发规制或进口通关规制能否提升产品出口质量取决于创新效应与成本效应间的比较，同时满足研发规制与进口通关规制则对产品出口质量有正向促进效应；生产规制对产品出口质量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并呈“倒U型”特点。因此，政府既要构建政府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又要强化规制立法的国际沟通和协调，企业则要利用规制效应加强出口产品的质量管理。
2023, 38(1): 101-111.
摘要:
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是自我优待的一种新形式，代表着平台企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平台内第三方卖家非公开数据分析结果以增强自营业务竞争实力的行为，实践中存在调整报价、复制并推出新商品、调整库存等多种表现。平台对第三方卖家非公开数据的使用会产生损害竞争的效果，从而可能违反反垄断法。在没有统一违法性标准和判决先例的前提下，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的违法性判断应注重分析数据种类、数据属性、数据使用目的，以及是否存在弥补竞争损害替代性渠道。为修复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造成的竞争损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设置较为具体的救济措施。行为性救济方面可以要求平台设立数据隔离机制，确立数据最小化原则，建立数据使用的同意规则，且考虑平台对第三方卖家开放部分数据；当行为性救济实施效果不佳或平台已多次实施数据型自我优待行为时，结构性救济如剥离平台自营业务线也存在适用空间。
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是自我优待的一种新形式，代表着平台企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平台内第三方卖家非公开数据分析结果以增强自营业务竞争实力的行为，实践中存在调整报价、复制并推出新商品、调整库存等多种表现。平台对第三方卖家非公开数据的使用会产生损害竞争的效果，从而可能违反反垄断法。在没有统一违法性标准和判决先例的前提下，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的违法性判断应注重分析数据种类、数据属性、数据使用目的，以及是否存在弥补竞争损害替代性渠道。为修复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造成的竞争损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设置较为具体的救济措施。行为性救济方面可以要求平台设立数据隔离机制，确立数据最小化原则，建立数据使用的同意规则，且考虑平台对第三方卖家开放部分数据；当行为性救济实施效果不佳或平台已多次实施数据型自我优待行为时，结构性救济如剥离平台自营业务线也存在适用空间。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283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法, 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各维度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瓶颈, 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具有异质性,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从东部到中西部逐级增强。因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力度, 尤其要重视增加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供给和提升其数字化程度, 同时, 也要防止数字普惠金融的过度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的外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283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法, 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各维度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瓶颈, 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具有异质性,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从东部到中西部逐级增强。因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力度, 尤其要重视增加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供给和提升其数字化程度, 同时, 也要防止数字普惠金融的过度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的外部效应。
摘要：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理的空间协同分布体系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鉴于此，基于产业空间协同分布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城市面板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一作用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沟通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进入与退出决策行为及研发创新激励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理的空间协同分布体系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鉴于此，基于产业空间协同分布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城市面板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一作用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沟通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进入与退出决策行为及研发创新激励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摘要：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行分解，以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表征城市创新创业水平，采用2011—2018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且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分析结果趋同。(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后发性优势，且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其中中部地区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3)从城市规模看，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数字经济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从城市等级来看，二三线城市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4)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创新创业水平是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重要传导路径，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可加快产业转型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以上结论对探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助推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行分解，以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表征城市创新创业水平，采用2011—2018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且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分析结果趋同。(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后发性优势，且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其中中部地区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3)从城市规模看，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数字经济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从城市等级来看，二三线城市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4)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创新创业水平是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重要传导路径，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可加快产业转型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以上结论对探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助推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
构建多渠道机制下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边际递增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沿海省份较内陆省份享受了更多的数字红利；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动态非线性驱动效应，出口贸易水平较高的地区享受的数字经济红利更大；通过人力资本与贸易成本两个渠道，数字经济能间接提升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作用于实体经济时普遍存在边际递增的网络效应。因而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创新环境，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
构建多渠道机制下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边际递增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沿海省份较内陆省份享受了更多的数字红利；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动态非线性驱动效应，出口贸易水平较高的地区享受的数字经济红利更大；通过人力资本与贸易成本两个渠道，数字经济能间接提升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作用于实体经济时普遍存在边际递增的网络效应。因而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创新环境，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
摘要：
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资产剥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资产剥离的实施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剥离前企业的业绩基础, 即对于经营不佳的企业而言, 资产剥离损害了企业财务绩效, 反之则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机制检验表明, 融资约束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投资效率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资产剥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资产剥离的实施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剥离前企业的业绩基础, 即对于经营不佳的企业而言, 资产剥离损害了企业财务绩效, 反之则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机制检验表明, 融资约束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投资效率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制度反腐在于通过约束权力实现“不能腐”，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腐败治理机制呢？以2007年~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内部控制本质为理论依据，对内部控制是否存在以节制私欲为本位的“不敢腐”与“不想腐”治理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内部控制既能够通过刚性治理机制压制私欲，实现“不敢腐”；也能通过柔性治理机制引导私欲，实现“不想腐”。上述作用机制是由内部控制的监督与激励本质决定的，而“不能腐”机制是由制衡本质决定的。
传统观点认为，制度反腐在于通过约束权力实现“不能腐”，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腐败治理机制呢？以2007年~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内部控制本质为理论依据，对内部控制是否存在以节制私欲为本位的“不敢腐”与“不想腐”治理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内部控制既能够通过刚性治理机制压制私欲，实现“不敢腐”；也能通过柔性治理机制引导私欲，实现“不想腐”。上述作用机制是由内部控制的监督与激励本质决定的，而“不能腐”机制是由制衡本质决定的。
摘要：
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企业内部的一项集体激励政策，在优化企业产权配置的同时亦对企业融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这种缓解作用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增强员工身份认同、缓解员工层面代理问题等途径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员工持股计划与融资约束作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员工之间的“监督效应”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效应”，员工持股计划在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方面不存在“搭便车”行为，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存在“1/N”效应。本研究结论为新时期推进员工持股深化改革、提升本土企业内部竞争力提供了参考。
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企业内部的一项集体激励政策，在优化企业产权配置的同时亦对企业融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这种缓解作用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增强员工身份认同、缓解员工层面代理问题等途径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员工持股计划与融资约束作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员工之间的“监督效应”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效应”，员工持股计划在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方面不存在“搭便车”行为，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存在“1/N”效应。本研究结论为新时期推进员工持股深化改革、提升本土企业内部竞争力提供了参考。
摘要：
既有文献局限于将机构投资者视为无差异的分析对象, 使得关于上市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扮演“监督者”“合谋者”、抑或“旁观者”的角色至今仍未有明确定论。基于机构投资者的个体异质性视角, 选取我国201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异质个体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 以此考察个体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整体层面上,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助于降低高管超额薪酬, 并且后者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 个体层面上, 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与高管超额薪酬正相关, 券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超额薪酬负相关, 未有证据表明QFII、财务公司、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高管超额薪酬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上述结果说明, 券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方面主要扮演“监督者”角色, 证券投资基金更多体现为“合谋者”, 而QFII、财务公司、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主要持“旁观者”的态度。
既有文献局限于将机构投资者视为无差异的分析对象, 使得关于上市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扮演“监督者”“合谋者”、抑或“旁观者”的角色至今仍未有明确定论。基于机构投资者的个体异质性视角, 选取我国201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异质个体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 以此考察个体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整体层面上,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助于降低高管超额薪酬, 并且后者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 个体层面上, 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与高管超额薪酬正相关, 券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超额薪酬负相关, 未有证据表明QFII、财务公司、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高管超额薪酬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上述结果说明, 券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方面主要扮演“监督者”角色, 证券投资基金更多体现为“合谋者”, 而QFII、财务公司、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主要持“旁观者”的态度。
摘要：
基于2005年~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评价绿色创新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影响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绿色创新大致表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多核心”集聚形态；绿色创新具有累积效应，往期绿色创新成果会推动当期绿色创新发展；交通条件、教育水平、环境规制均会促进绿色创新，低层次产业结构则会显著抑制绿色创新，而扩大开放程度不利于本地区绿色创新，但会促进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加强城市间绿色创新资源的流动、整合与共享，实现中国城市绿色创新协同发展。
基于2005年~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评价绿色创新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影响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绿色创新大致表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多核心”集聚形态；绿色创新具有累积效应，往期绿色创新成果会推动当期绿色创新发展；交通条件、教育水平、环境规制均会促进绿色创新，低层次产业结构则会显著抑制绿色创新，而扩大开放程度不利于本地区绿色创新，但会促进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加强城市间绿色创新资源的流动、整合与共享，实现中国城市绿色创新协同发展。
摘要：
基于不同规制类型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 将制造业分为高竞争性行业和低竞争性行业, 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评估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综合使用这两类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整体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会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的影响处于阻碍阶段, 且这种阻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更显著, 低竞争性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 (2)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分别表现为阻碍效应和促进效应, 且这两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均表现更显著; (3)技术创新主要驱动了低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发展, 而对高竞争性行业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不同规制类型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 将制造业分为高竞争性行业和低竞争性行业, 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评估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综合使用这两类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整体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会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的影响处于阻碍阶段, 且这种阻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更显著, 低竞争性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 (2)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分别表现为阻碍效应和促进效应, 且这两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均表现更显著; (3)技术创新主要驱动了低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发展, 而对高竞争性行业的作用不显著。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及其对复工复产的影响体现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差异，更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指引。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疫情期间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利用2020年1月1日至3月3日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日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对复工复产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博弈的第二阶段选择复工复产的概率较大，但概率大小与疫情防控成本和可能的经济损失成本有关，成本越高，地方政府选择复工复产的概率越高。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医疗救治投入的成本越多，政策支持越及时，经济损失成本越高，复工复产情况越乐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进一步提高治理能力，理性看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则可以利用疫情识别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短板，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及其对复工复产的影响体现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差异，更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指引。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疫情期间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利用2020年1月1日至3月3日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日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对复工复产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博弈的第二阶段选择复工复产的概率较大，但概率大小与疫情防控成本和可能的经济损失成本有关，成本越高，地方政府选择复工复产的概率越高。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医疗救治投入的成本越多，政策支持越及时，经济损失成本越高，复工复产情况越乐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进一步提高治理能力，理性看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则可以利用疫情识别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短板，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