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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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新宇, 刘洋

2020, 35(5): 4-21.

[摘要](134) [HTML全文] (48) [PDF 1607KB](16)

摘要:
基于中国24个省份和相应地级市的数据,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间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省级政府和地级市政府面临的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辖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冲击, 由于地级市政府财政压力更大, 其受到的负向冲击也更大; 异质性分析发现, 省级政府和地级市政府面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 对辖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 且在地级市层面影响更为强烈, 而税收返还的不确定性对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抑制效应均不显著; 东部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抑制效应低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当政府层级从省级政府下降到地级市政府时, 这种差异愈发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当省级和地级市政府面临更高的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时, 将提高生产性财政支出偏向, 以此缓解财政压力, 从而降低了辖区经济发展质量。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研究

龙小燕, 赵全厚, 梁城城

2020, 35(5): 22-34+68.

[摘要](311) [HTML全文] (124) [PDF 1059KB](15)

摘要:
基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与民间投资的数理模型, 利用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而言会抑制民间投资, 但考虑专项债政策的影响后, 专项债对民间投资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且专项债规模低于一定水平时会拉动民间投资水平, 超过最优规模则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抑制作用, 一般债券与民间投资存在类似的非线性关系, 两者的拐点分别是22.68%和29.95%。此外, 专项债券、一般债券对不同类别的民间投资水平存在异质性影响。当前应根据地方的经济实力, 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一般债券的规模, 缩小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的差额, 并通过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水平的提升。

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程凯, 杨逢珉

2020, 35(5): 35-47.

[摘要](334) [HTML全文] (188) [PDF 992KB](17)

摘要:
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贸易规模与贸易收益严重不对称, 因而有效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获利水平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是我国当前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命题。借鉴相关理论模型, 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 实证分析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 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但总体表现为促进作用; 具体来看, 对公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对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动态来看, 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增大。因而应鼓励企业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 重视引进吸收基础上的创新, 努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 以实现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

张小筠, 刘戒骄, 李斌

2020, 35(5): 48-57.

[摘要](684) [HTML全文] (379) [PDF 1020KB](96)

摘要:
基于不同规制类型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 将制造业分为高竞争性行业和低竞争性行业, 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评估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综合使用这两类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整体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会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的影响处于阻碍阶段, 且这种阻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更显著, 低竞争性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 (2)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分别表现为阻碍效应和促进效应, 且这两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均表现更显著; (3)技术创新主要驱动了低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发展, 而对高竞争性行业的作用不显著。

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发展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创意产业的分析

陈羽洁, 赵红岩, 郑万腾

2020, 35(5): 58-68.

[摘要](404) [HTML全文] (44) [PDF 977KB](12)

摘要:
基于2007—2018年28省份的面板数据, 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探究创意产业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创新发展阶段的影响。结果表明: 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在知识开发阶段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经济转化阶段, 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效应大于专业化集聚; 竞争性集聚对知识开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对经济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但作用不显著。因而应鼓励创意产业集聚及不同行业间的创新主体深度合作, 通过完善创意产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等举措, 提升我国创意产业的创新能力。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

邹文篪, 胡丹, 唐丽华

2020, 35(5): 69-79+111.

[摘要](332) [HTML全文] (241) [PDF 1118KB](14)

摘要: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研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机制, 同时加入个体层面的心理安全和权利距离导向两个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旨在探寻这四者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结果表明: 服务型领导通过员工个体层面的心理安全对其工作—家庭促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权利距离导向会调节这一影响效果。具体表现为: 对于权力距离导向水平较高的员工, 服务型领导对其心理安全的正向促进作用减弱, 从而减弱了服务型领导对其工作—家庭促进的正向影响。反之, 对于权力距离导向较低的员工, 服务型领导对其心理安全的正向促进作用会提升, 从而提升了服务型领导对其工作—家庭促进的正向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双创”空间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丁焕峰, 张育广

2020, 35(5): 80-88.

[摘要](227) [HTML全文] (247) [PDF 1155KB](19)

摘要: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 “双创”空间作为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在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载体, 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协同创新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双创”空间建设存在的市场壁垒、结构性矛盾、供求关系割裂和缺乏协同机制等问题, 探讨通过多层面制度创新、全局化空间重构和多维度协同机制创建等路径, 建立“双创”空间跨区域融合发展的机制体制, 促进“双创”空间集群发展, 打造“双创”空间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建成深度融合创新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进而实现湾区内“双创”空间的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和协同合作。

CEPA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完善

钟立国

2020, 35(5): 89-100.

[摘要](291) [HTML全文] (238) [PDF 969KB](10)

摘要:
CEPA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作为内地、香港、澳门相互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CEPA为内地、香港、澳门彼此给予贸易特别优惠待遇建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推动了三地之间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合并三项CEPA, 完善现有贸易、投资规则, 增设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等非贸易议题, 赋予广东省更多先行先试的权力, CEPA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户气候风险认知、政策工具干预与农业保险市场扭曲

郑沃林, 罗必良, 钟文晶

2020, 35(5): 101-111.

[摘要](253) [HTML全文] (101) [PDF 1138KB](14)

摘要:
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在气候风险情境下, 其表现为农户气候风险认知偏差的内生性扭曲以及政策工具干预的外生性扭曲。研究表明: 农户普遍存在风险认知偏差, 即使面临严峻的气候风险, 他们也不必然参加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有着倒U型影响; 农业救济诱发了农户福利依赖心理, 降低了保费补贴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促进作用, 从而抑制了保险市场的发展规模。因此, 培育农业保险市场, 既需要校正农户气候风险认知的偏差, 也要构建政策工具和保险市场相互调适的匹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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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35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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