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表栏目展示本刊经同行评议确定正式录用的文章，这些文章目前处在编校过程，尚未确定卷期及页码，但可以根据DOI进行引用。
显示方式:
显示方式:
2023, 38(5): 4-21.
摘要: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展开数值模拟，采用2007—2014年WIOD数据库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和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数字技术应用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深化和更快提升劳动生产率两条路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在服务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应用国内数字技术的企业更为明显。以上结论为重新审视数字经济发展、警惕数字经济时代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政府在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时应关注劳动者利益，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稳定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展开数值模拟，采用2007—2014年WIOD数据库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和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数字技术应用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深化和更快提升劳动生产率两条路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在服务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应用国内数字技术的企业更为明显。以上结论为重新审视数字经济发展、警惕数字经济时代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政府在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时应关注劳动者利益，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稳定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23, 38(5): 22-36.
摘要:
优化劳动力配置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的重要保证，而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数字化技术与业务场景融合对企业劳动力配置具有深刻影响。以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投资效率，对降低雇佣冗余与雇佣不足均产生了积极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增强企业资源管理与利用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因企业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在高劳动密集度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在高劳动密集度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其作用渠道更为丰富。研究结论为明晰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配置效应、借助转型提升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优化劳动力配置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的重要保证，而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数字化技术与业务场景融合对企业劳动力配置具有深刻影响。以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投资效率，对降低雇佣冗余与雇佣不足均产生了积极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增强企业资源管理与利用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因企业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在高劳动密集度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在高劳动密集度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其作用渠道更为丰富。研究结论为明晰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配置效应、借助转型提升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2023, 38(5): 37-56.
摘要:
数字金融业务发展既源自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根植于特定的货币政策环境。以货币政策环境变化为研究切入点，采用2011—2020年我国3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基于文本词频方法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调控对于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于国内数字金融业务发展具有明显的逆周期影响，且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的实际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也会对数字金融业务的周期性特征施加显著影响，同时其影响也具有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由此，推动国内数字金融业务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应从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和替代效应出发，营造与之匹配的货币政策环境，还应完善现有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针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和区域金融环境约束打造针对性的数字金融发展战略。
数字金融业务发展既源自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根植于特定的货币政策环境。以货币政策环境变化为研究切入点，采用2011—2020年我国3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基于文本词频方法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调控对于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于国内数字金融业务发展具有明显的逆周期影响，且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的实际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也会对数字金融业务的周期性特征施加显著影响，同时其影响也具有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由此，推动国内数字金融业务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应从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和替代效应出发，营造与之匹配的货币政策环境，还应完善现有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针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和区域金融环境约束打造针对性的数字金融发展战略。
2023, 38(5): 57-74.
摘要: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2023, 38(5): 75-95.
摘要:
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时是否存在策略性行为，是实务界高度关注但学术界相对忽视的重要问题。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为场景，探讨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动机、策略性披露行为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为了稳定股价，在年报中通常会增加数字化转型信息的披露。因此，信息沟通与信息操纵均构成股权质押公司增加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动机。但是，股权质押公司更有可能出于信息操纵动机策略性地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表现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风险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操纵动机下的年报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程度也越高。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股权质押公司夸大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股价，缓解股价崩盘风险，但也会降低公司未来的市场绩效与经营绩效，引发更大的经济损失。异质性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治理、债权人治理与内部股东治理，是抑制股权质押公司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的有效措施。研究结论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合理甄别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中潜在的风险问题。
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时是否存在策略性行为，是实务界高度关注但学术界相对忽视的重要问题。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为场景，探讨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动机、策略性披露行为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为了稳定股价，在年报中通常会增加数字化转型信息的披露。因此，信息沟通与信息操纵均构成股权质押公司增加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动机。但是，股权质押公司更有可能出于信息操纵动机策略性地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表现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风险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操纵动机下的年报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程度也越高。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股权质押公司夸大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股价，缓解股价崩盘风险，但也会降低公司未来的市场绩效与经营绩效，引发更大的经济损失。异质性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治理、债权人治理与内部股东治理，是抑制股权质押公司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的有效措施。研究结论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合理甄别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中潜在的风险问题。
2023, 38(5): 96-112.
摘要: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283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法, 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各维度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瓶颈, 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具有异质性,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从东部到中西部逐级增强。因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力度, 尤其要重视增加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供给和提升其数字化程度, 同时, 也要防止数字普惠金融的过度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的外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283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法, 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各维度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瓶颈, 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具有异质性,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从东部到中西部逐级增强。因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力度, 尤其要重视增加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供给和提升其数字化程度, 同时, 也要防止数字普惠金融的过度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的外部效应。
摘要：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行分解，以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表征城市创新创业水平，采用2011—2018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且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分析结果趋同。(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后发性优势，且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其中中部地区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3)从城市规模看，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数字经济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从城市等级来看，二三线城市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4)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创新创业水平是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重要传导路径，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可加快产业转型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以上结论对探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助推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行分解，以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表征城市创新创业水平，采用2011—2018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且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分析结果趋同。(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后发性优势，且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其中中部地区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3)从城市规模看，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数字经济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从城市等级来看，二三线城市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4)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创新创业水平是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重要传导路径，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可加快产业转型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以上结论对探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助推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
构建多渠道机制下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边际递增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沿海省份较内陆省份享受了更多的数字红利；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动态非线性驱动效应，出口贸易水平较高的地区享受的数字经济红利更大；通过人力资本与贸易成本两个渠道，数字经济能间接提升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作用于实体经济时普遍存在边际递增的网络效应。因而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创新环境，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
构建多渠道机制下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边际递增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沿海省份较内陆省份享受了更多的数字红利；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动态非线性驱动效应，出口贸易水平较高的地区享受的数字经济红利更大；通过人力资本与贸易成本两个渠道，数字经济能间接提升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作用于实体经济时普遍存在边际递增的网络效应。因而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创新环境，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
摘要：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理的空间协同分布体系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鉴于此，基于产业空间协同分布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城市面板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一作用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沟通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进入与退出决策行为及研发创新激励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理的空间协同分布体系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鉴于此，基于产业空间协同分布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城市面板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一作用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沟通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进入与退出决策行为及研发创新激励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摘要：
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企业内部的一项集体激励政策，在优化企业产权配置的同时亦对企业融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这种缓解作用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增强员工身份认同、缓解员工层面代理问题等途径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员工持股计划与融资约束作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员工之间的“监督效应”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效应”，员工持股计划在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方面不存在“搭便车”行为，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存在“1/N”效应。本研究结论为新时期推进员工持股深化改革、提升本土企业内部竞争力提供了参考。
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企业内部的一项集体激励政策，在优化企业产权配置的同时亦对企业融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这种缓解作用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增强员工身份认同、缓解员工层面代理问题等途径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员工持股计划与融资约束作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员工之间的“监督效应”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效应”，员工持股计划在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方面不存在“搭便车”行为，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存在“1/N”效应。本研究结论为新时期推进员工持股深化改革、提升本土企业内部竞争力提供了参考。
摘要：
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资产剥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资产剥离的实施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剥离前企业的业绩基础, 即对于经营不佳的企业而言, 资产剥离损害了企业财务绩效, 反之则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机制检验表明, 融资约束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投资效率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资产剥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资产剥离的实施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剥离前企业的业绩基础, 即对于经营不佳的企业而言, 资产剥离损害了企业财务绩效, 反之则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机制检验表明, 融资约束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投资效率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摘要：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是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赋能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因区域、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而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好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实施数字化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是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赋能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因区域、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而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好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实施数字化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制度反腐在于通过约束权力实现“不能腐”，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腐败治理机制呢？以2007年~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内部控制本质为理论依据，对内部控制是否存在以节制私欲为本位的“不敢腐”与“不想腐”治理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内部控制既能够通过刚性治理机制压制私欲，实现“不敢腐”；也能通过柔性治理机制引导私欲，实现“不想腐”。上述作用机制是由内部控制的监督与激励本质决定的，而“不能腐”机制是由制衡本质决定的。
传统观点认为，制度反腐在于通过约束权力实现“不能腐”，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腐败治理机制呢？以2007年~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内部控制本质为理论依据，对内部控制是否存在以节制私欲为本位的“不敢腐”与“不想腐”治理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内部控制既能够通过刚性治理机制压制私欲，实现“不敢腐”；也能通过柔性治理机制引导私欲，实现“不想腐”。上述作用机制是由内部控制的监督与激励本质决定的，而“不能腐”机制是由制衡本质决定的。
摘要：
基于不同规制类型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 将制造业分为高竞争性行业和低竞争性行业, 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评估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综合使用这两类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整体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会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的影响处于阻碍阶段, 且这种阻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更显著, 低竞争性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 (2)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分别表现为阻碍效应和促进效应, 且这两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均表现更显著; (3)技术创新主要驱动了低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发展, 而对高竞争性行业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不同规制类型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 将制造业分为高竞争性行业和低竞争性行业, 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评估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综合使用这两类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整体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会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的影响处于阻碍阶段, 且这种阻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更显著, 低竞争性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 (2)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分别表现为阻碍效应和促进效应, 且这两种效应在高竞争性行业均表现更显著; (3)技术创新主要驱动了低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发展, 而对高竞争性行业的作用不显著。
摘要：
相较于美国式面向全体员工的退休储蓄型计划，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面向关键少数员工，员工大多自行出资，持股期更加灵活。基于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依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契约特征将其分为治理型、激励型与绑定型三类，研究不同路径取向下的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治理型计划，激励型计划与绑定型计划均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且绑定型计划的作用更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激励型计划促进了员工在创新活动中的努力投入，绑定型计划降低了员工流失率并提升了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证实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符合利益协同观而非市值管理观，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具有创新促进效应。
相较于美国式面向全体员工的退休储蓄型计划，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面向关键少数员工，员工大多自行出资，持股期更加灵活。基于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依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契约特征将其分为治理型、激励型与绑定型三类，研究不同路径取向下的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治理型计划，激励型计划与绑定型计划均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且绑定型计划的作用更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激励型计划促进了员工在创新活动中的努力投入，绑定型计划降低了员工流失率并提升了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证实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符合利益协同观而非市值管理观，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具有创新促进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