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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38卷  第4期

专栏宣传
热烈祝贺广东财经大学建校40周年
2023, 38(4): 封二-封二.
摘要:
经济理论与探索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运行模式研究——中观经济学的逻辑与框架
陈云贤, 李宜达, 王方方
2023, 38(4): 4-17.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许多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客观上要求进行理论创新。中观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主要研究区域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聚焦于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相比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观经济学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创新和发展:一是突破了传统产业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资源稀缺单一假设,在城市经济研究中发现了资源生成领域,并在原有需求侧“三驾马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供给侧新“三驾马车”;二是发展了传统宏观和微观二元结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元结构的经济增长理论,并分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者的联动效应;三是阐释了政府的双重属性和区域政府竞争理论,分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揭示了成熟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四是秉承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学共识,指出区域政府同样是市场主体,将传统市场经济的单一驱动力理论发展为双重驱动力理论;五是打破从市场边界视角分析政府行为的传统认识,从政府干预和政府超前引领理论视角阐明了市场主体视角下的政府行为;六是将区域概念延伸至世界范围,分析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将传统需求侧“贸易引擎”发展为供给侧“投资、创新、规则经济增长新引擎”,为解决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
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就业: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邱语, 张卫国
2023, 38(4): 18-36.
摘要:
伴随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基于生产任务分析框架,构建机器人技术与劳动力需求的静态均衡模型,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减少了劳动力就业规模,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比重,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机器人应用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均有显著的负向替代效应、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和新任务恢复效应(连锁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及民营企业,机器人应用减少劳动力就业规模和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比重的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人员就业规模和比重,增加了研发人员就业规模和比重,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的就业规模下降但比重增加。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微观影响,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准确可靠的依据。
财税与公共管理
税收创新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基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资本-技术互补”效应
于海峰, 葛立宇, 苏晓琛
2023, 38(4): 37-50.
摘要:
人力资本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的要素,税收创新激励政策能否以及如何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值得重点关注。基于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作为税收创新激励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该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显著促进高学历员工以及研发人员占比,进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通过激励企业增加先进物质资本投入、技术创新以及“资本-技术互补”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此外,对于规模小、非国有、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政策激励的效果更加显著。本研究为有效制定和完善税收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启示。
政府治理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基于劳动力就业选址视角
李兰冰, 刘泽宇
2023, 38(4): 51-63.
摘要:
将2014—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地级市层面数据相匹配,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政府治理水平对流动劳动力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对劳动力流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治理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流动劳动力到该城市就业的概率提高3.5个百分点;稳定预期、收益驱动和就业网络是政府治理水平影响劳动力就业选址行为的重要“就业硬实力”机制,追求公平包容导向则是政府治理水平影响劳动力导入的“就业软实力”机制;政府治理水平对女性、农村户籍、雇员身份、年轻人和受教育水平较高者的劳动力就业选址行为影响效应较大;政府治理水平提高不仅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而且有利于提高流入劳动力的留居意愿,是影响“引进来”与“留得住”的关键因素。
管理与企业绩效
CEO去家族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的解释
刘春林, 梁斐斐
2023, 38(4): 64-76.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出于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从事绿色创新行为。那么,当CEO由非家族成员担任时,家族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污染行业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非家族成员担任CEO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会采用策略性环境行为,如发布企业环境报告来应对家族的监管压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制环境和CEO任期在非家族CEO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并为降低家族企业新的代理风险提供了思路。
新《证券法》的信息效应——基于业绩预告的证据
孙洁, 王梓臣
2023, 38(4): 77-97.
摘要:
《证券法》是上市公司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利用201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以新《证券法》修订为契机,研究法律基础建设对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发现:新《证券法》的适用显著增强了资本市场对业绩预告的反应,提高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信息质量,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不变;新《证券法》的信息效应受业绩预告性质和执法力度的影响,且通过影响投资者法律意识来实现威慑效应;新《证券法》适用后,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质量显著高于分析师预测,定量业绩预告信息质量显著高于定性业绩预告。研究结论从法律角度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启示。
城镇化与农村经济
交通基础设施、劳动力配置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劳动力与产业、区域双重耦合视角
王硕, 孙涛
2023, 38(4): 98-112.
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也是新时代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求。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2003—2020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综合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不仅能直接为农村低技能劳动力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并带动相关行业发展,而且能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有效推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质资本属性,促使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区间合理的流动以契合资源禀赋特征,为劳动力与产业及区域双重耦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激发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在完善城乡交通基础设施过程中,可从提高劳动力与产业、区域双重耦合度的视角助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