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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35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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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之源、现有潜能及未来增长区间
郑义
2020, 35(2): 4-19.
摘要:
基于中美日等经济体1950—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 研究其经济增长之源, 进而识别中国经济的追赶动力, 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区间。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要素积累、劳动质量提升以及潜在增长空间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 1980—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物质资本和TFP的贡献, 贡献率分别为43. 5%和41%;人均收入水平、生产率、要素价格等与美国相距较远, 但未来的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增长空间, 基于增长外推法的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在2018—2023年和2023—2028年的GDP增长率将分别落在6%~7%、5%~6%之间。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测度及其分布动态
杨骞, 刘鑫鹏, 王珏
2020, 35(2): 20-34.
摘要: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 测度2009—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效率, 揭示造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无效率的根源, 同时采用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 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分布动态及演进趋势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效率普遍较低,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创新无效率主要源于产出不足; (2)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效率呈现出分布中心右移、主峰峰值不断降低以及双峰逐渐向多峰转变的多极分化特征; (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创新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 具有较强的自我强化趋势, 但不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 未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效率向上跨越的可能性更大。
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国际化: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黄丽英, 何乐融
2020, 35(2): 35-45+102.
摘要:
国际化是出口型家族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制度基础观, 以2009—2016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并考察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区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国际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另外, 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市场竞争激烈度会缓和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国际化的抑制作用, 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家族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战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理解转轨经济条件下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产业政策、技术比较优势与创新产出——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的分析
张杨勋
2020, 35(2): 46-54.
摘要:
基于中国内地28 197家企业和高校2006—2016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据, 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材料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并探讨技术比较优势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总体上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新材料产业的创新产出, 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在新材料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相对更大, 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相对较小且存在滞后性。产生这一差异化影响的原因是政策的创新效应在后者的高校样本中相对较小, 并且在其企业样本中不显著所致。
资产剥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郭伟, 郭泽光
2020, 35(2): 55-67.
摘要:
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资产剥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资产剥离的实施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剥离前企业的业绩基础, 即对于经营不佳的企业而言, 资产剥离损害了企业财务绩效, 反之则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机制检验表明, 融资约束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投资效率在资产剥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对赌协议影响高管减持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事件的实证研究
关静怡, 刘娥平
2020, 35(2): 68-81.
摘要:
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签订了对赌协议的定增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 分析定增并购中对赌协议与高管交易行为之间的联系, 并考察高管交易行为对发行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标的公司承诺的年均净利润越高, 高管越不倾向于减持、减持比例越小。但是, 当以定增折价、资产评估机构声誉和标的公司年龄衡量收购方与标的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 发现仅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缓和的情况下, 承诺净利润才能对高管减持起到削弱作用; 高管持股比例变动的方向不会显著影响发行后的绩效, 只有当高管大量减持时, 市场绩效、财务绩效才会显著下滑。研究结果验证了对赌协议的有限激励作用, 揭示了发行后绩效的影响因素是高管持股比例变动的程度而非方向, 为投资者解读业绩承诺与高管交易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有助于监管机构进一步规范内部人交易行为。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服务组织模式:机理及效应评价
韩春虹, 张德元
2020, 35(2): 82-92.
摘要:
将粮食主产区中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的服务组织模式分为产业服务组织模式、合作服务组织模式和市场服务组织模式, 从理论上揭示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的服务组织模式的内在机理, 并基于安徽和山东两省的调查数据从产出和效益双重维度对不同服务组织模式下小农户粮食生产效应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三种服务组织模式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其运行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产业服务组织模式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市场势力和资本实力优势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扩展深化, 显著增加了小农户的粮食产出; 市场服务组织模式通过扩大服务市场的容量促进了农业分工和要素融合, 显著增加了小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益; 相对于产业服务组织模式和市场服务组织模式, 合作服务组织模式在促进小农户粮食产出和效益方面没有显著优势。
差别化土地整治助推精准扶贫的路径及减贫效应研究
钟文, 钟昌标, 郑明贵
2020, 35(2): 93-102.
摘要:
土地整治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不仅取决于土地整治的数量程度, 更取决于土地整治的差别化模式。在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基础上, 构建以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为主线的差别化土地整治模式, 探究差别化土地整治助推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及其区域精准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差别化土地整治减贫路径与土地整治模式类型紧密相关, 可以通过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多条路径得以实现。从影响效应来看, 全国层面上土地整理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最大, 其次为土地开发模式和土地复垦模式; 区域层面上土地整理模式对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大, 土地复垦模式对中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大, 土地开发模式对西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大。因此, 科学把握土地整治减贫效应及实现路径的区域差异特征, 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土地扶贫政策和土地脱贫路径, 对于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算法共谋:边界的确定及其反垄断法规制
李丹
2020, 35(2): 103-112.
摘要:
市场主体通过算法利用市场透明度使共谋不受市场集中度的限制, 突破传统共谋的形式而达成新型算法共谋, 破坏市场竞争秩序, 因此有必要通过反垄断法对算法共谋实施规制。在反垄断法规制算法共谋边界的确立上, 可以将算法共谋类型化为信使类共谋、轴辐类共谋、预测类共谋、自主类共谋, 探寻其中真实主观意图以及是否存在垄断协议来准确认定算法共谋。在具体实施方案的选择上, 反垄断执法机关应秉持谦抑执法理念, 将算法实施者作为算法共谋的责任主体, 通过有限公开算法、采用监管科技等具体措施, 对算法共谋实施合理的反垄断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