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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35卷  第3期

经济理论与探索
中国出口逆势增长的内部制度安排探究: 贸易便利化视角
王长明, 赵景峰, 程锐
2020, 35(3): 4-17+43.
摘要:
作为贸易流程中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 贸易便利化对一国出口贸易具有重要影响。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 探寻新时代出口贸易逆势增长的内部机制势在必行。基于2001—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贸易便利化对降低交易费用的影响, 发现贸易便利化具有显著的出口增长效应, 其中营商环境质量改善对出口增长影响最大,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出口集聚效应和成本递减效应等机制发挥作用。研究还发现: 随着地理位置向内陆延伸,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亦随之增大; 随着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 贸易便利化的出口增长效应也随之增大, 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口岸通关效率和政府规制效率对中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作用最大, 市场营商环境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作用最大。因此, 优化出口流程中的制度安排, 提高出口便利化水平, 是新时代出口逆势增长的重要内部驱动力。
国际合作与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沈智扬, 朱宁, 郭维
2020, 35(3): 18-29.
摘要:
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以及中国亟待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背景下, 提出一种衡量整体经济增长潜力的非参数计算方法, 将54个潜在国际合作国家视为整体, 基于稳健整体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整体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 通过引入衡量自身经济发展的技术性效率和衡量跨国合作的结构性效率, 分析54个样本国家1990—2014年经济增长和驱动因素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 对于潜在国际合作国家, 仅凭一己之力改进本国的技术性效率, 能实现的经济增长提升空间非常有限; 如果加强国际合作, 则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结构性效率, 进而显著提升产出水平。研究期内样本国家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0.83%, 其中结构性效率变化的贡献仅占0.23%, 因而大力挖潜国际合作空间, 提升科技创新的跨国合作和技术吸收能力, 必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企业与商务经济
战略差异度能够减少先进制造业企业风险吗——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的研究
李健, 刘世洁, 李晏墅, 包耀东
2020, 35(3): 30-43.
摘要: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的风险影响首当其冲。基于战略平衡理论和新制度理论, 从竞争压力机制出发对战略差异度与先进制造业企业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 探索战略差异度如何有效平衡不确定性和同质化竞争, 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先进制造业企业风险, 同时考虑了产权性质和客户集中度的情境效应。实证结果显示: 战略差异度与先进制造业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 非民营产权性质弱化了两者之间的正U型关系; 客户集中度强化了两者之间的正U型关系; 相对于非民营企业, 客户集中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对民营企业更为显著。从而为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通过战略差异度的合理管控, 实现企业风险最优化管理提供了借鉴。
时间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范晓倩, 于斌, 曹倩
2020, 35(3): 44-56.
摘要:
员工创造力是组织的关键竞争优势, 而时间压力作为员工面临的一种普遍现象, 对员工创造力的增益与损耗并存。为进一步探讨时间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整合压力的交互模型与创造力的双重路径模型, 对企业员工进行调研并利用Mplus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 评估为挑战或威胁的时间压力分别引发不同的创造力路径, 挑战性时间压力通过灵活性路径从广度上促进员工创造力, 威胁性时间压力通过持续性路径从深度上促进员工创造力; 组织承诺正向调节威胁性时间压力与认知持续性的关系, 高组织承诺促使员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啃硬骨头”。该研究为时间压力相关研究提出新视角, 也为企业提高员工创造力提供了启示。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王龙丰, 马忠, 胡蕴赟
2020, 35(3): 57-69+83.
摘要:
基于客户集中度对产能投资与处置非对称影响的视角, 以2008—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决定机制。研究发现, 高客户集中度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 当企业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地位或处于景气度较高的行业时, 高客户集中度降低产能利用率的作用会减弱。高客户集中度对企业产能投资与产能处置之间此长彼消的循环关系产生了抑制作用, 使产能投资与产能处置之间呈现非对称性关系, 从而造成闲置产能积压并降低产能利用率。研究结论从客户关系角度丰富了产能过剩决定机理的理论解释, 扩展了客户集中度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 也为企业通过优化客户关系开展产能治理提供了参考。
选择性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来自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的经验证据
邱洋冬
2020, 35(3): 70-83.
摘要:
以高企资质认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 检验了该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与微观机理。研究发现, 高企资质认定政策显著抑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绩效, 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则取决于外部市场与政府的调节作用, 地区过度竞争与政府过度干预不利于提升高企资质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 相反, 提升地区市场化与行业市场化程度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研究还发现, 高企资质认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投资、低效率”问题, 另一方面引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当下选择性产业政策实施的困境, 而且厘清了可能造成选择性产业政策产生扭曲效应的作用机理, 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独立董事非正式层级影响审计师选择吗
马东山, 王萃芳, 张胜强
2020, 35(3): 84-97.
摘要:
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独立董事非正式层级对审计师选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 其任职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且这一作用在业绩压力大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 进一步基于代理成本的分组检验发现, 独立董事非正式层级促进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影响在代理成本低的企业中显著, 在代理成本高的企业中不显著, 表明管理层、大股东行为会抑制独立董事非正式层级治理效应的发挥。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独立董事团队等级秩序对审计师选择决策的影响, 丰富了独立董事行为影响企业决策的相关研究, 且为企业改善独立董事结构、促进其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素养能降低家庭债务负担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贾立, 袁涛, 邓国营
2020, 35(3): 98-112.
摘要: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以家庭自评偿债能力作为主观债务负担指标, 以家庭实际偿债所需期限与债务平均到期期限的差值作为客观债务负担指标, 实证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债务负担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金融素养能够显著降低家庭主观债务负担和客观债务负担, 并对实际偿债所需期限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债务平均到期期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 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增加家庭偿债资金、改善家庭借贷负债结构来降低家庭债务负担。本研究为理解金融素养与家庭债务负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有助于了解影响家庭债务负担的因素, 从而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