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言板

尊敬的读者、作者、审稿人, 关于本刊的投稿、审稿、编辑和出版的任何问题, 您可以本页添加留言。我们将尽快给您答复。谢谢您的支持!

姓名
邮箱
手机号码
标题
留言内容
验证码

当期目录

2026年  第41卷  第2期

智能财经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基于制造业产能治理视角
王晓丹, 柯杨健
2026, 41(2): 4-15.
摘要:
治理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反内卷”的核心任务之一。以2007—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进而有效缓解了产能过剩;该效应主要通过增强柔性生产能力与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人应用释放的产能治理效应,在产业链下游企业、成长期企业及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揭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产能过剩存在“双重门槛”特征,中低应用水平时治理效应显著,过度应用反而加剧供给过剩;且上游行业的机器人应用会通过供应链传导,加剧下游企业的产能过剩。研究结论为理解技术赋能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分类推进产能治理、防范供应链“纵向内卷”提供了政策启示。
价值对齐语境下人工智能大模型对普惠金融的驱动逻辑及其法治进路
刘毅楠
2026, 41(2): 16-30.
摘要:
数智科技驱动金融服务的均衡发展与充分下沉,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场景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促进金融弱势群体资源可得性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强化了科技伦理风险对普惠金融发展与治理过程的影响。结合技术机理与实践状况来看,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普惠金融的运行逻辑张力以及应用场景的复杂性,导致其数据学习、算法运行与知识生成等环节形成伦理风险并外溢扩散,造成与平等共享、安全稳定、可持续等价值目标相冲突。对此,采取价值对齐的思路防控智能体的伦理风险颇具必要性。从原则、意图、行为及激励等层面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值对齐逻辑完整展开,引导其在运行规则、技术路径、功能实现及治理体系等方面契合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法治进路上,应注重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规范生成时对普惠金融信念的有效融合,构建伦理风险识别、介入与处置的全周期风险控制机制,并围绕权责有效激励相容畅通价值对齐的多元共治机制。
经济理论与探索
生产力质态跃迁的内在规律与演化逻辑——新质生产力发展策略的再审视
曾宪聚, 严江兵, 施青
2026, 41(2): 31-42.
摘要:
生产力作为复杂开放系统,其质态跃迁是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融合状态跃迁逻辑,构建“阶段→动力→结构”三维分析框架,并通过回顾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揭示生产力质态跃迁所遵循的“稳态均衡-脱离均衡-新稳态均衡”的复杂系统演化逻辑,及其呈现的“阶段演进-动力革新-结构优化”复合运动规律。本研究基于上述框架分析了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征,提出“因阶段动态调整、因动力分类指导、因结构精准施策”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议,丰富了生产力发展理论的系统认知,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与实践指引。
在“稳增长”与“保民生”之间:财政压力如何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策略
赵为民, 谢强
2026, 41(2): 43-59.
摘要:
“稳增长”与“保民生”多重目标并存,地方政府如何在财政约束加剧的背景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是中国财政运行中的核心现实问题。结合地区异质性,分析不同类型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支出策略的调整机制,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环境变动引发的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通常会削减生产性支出,且地区资本存量与既有生产性支出水平越低,调整幅度越大;转移性支出的变化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并随资本存量的提高可能由增加转为减少。在政策制度变动引发的财政压力下,生产性支出同样会出现收缩,且资本存量与既有生产性支出规模越大的地区,其收缩幅度越大;与此同时,转移性支出的削减程度随资本存量与资源禀赋的提高而显著增强。数值模拟结果再现了上述异质性调整路径,从而提升了实证结论的机制可信度。未来一段时期地方财政压力可能持续存在,本研究为理解“压力型”财政激励约束下的地方支出行为提供了分析框架。
金融发展与监管
加班工作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之谜”
马国瑞, 郭博瑞, 常进雄
2026, 41(2): 60-74.
摘要:
家庭风险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备受关注,而加班工作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使用CHFS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加班工作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加班时间每增加10小时/月,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平均下降2.1%,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重平均下降0.5%,这一效应在青年户主、无住房和位于低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加班工作主要通过风险规避效应、健康损耗效应和有限关注效应三个机制降低了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重。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之谜”新的关键因素,为优化劳动工时制度与提升居民金融参与度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新质劳动者的调节效应视角
王国松, 曹磊, 许玲丽
2026, 41(2): 75-86.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时代金融创新的重要产物,能够提升金融服务实效,为居民收入增长提供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并考察新质劳动者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居民收入提升,新质劳动者在提升收入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经过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分析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拓展居民金融信息可得性,提高居民金融认知水平,增强居民金融参与度,进而提升居民收入。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群、不同新质劳动者指数水平地区及不同收入群体中呈现出明显差异。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够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新质劳动者在其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健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新质劳动者培育,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管理与企业绩效
场景如何驱动替代——基于民营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的案例研究
胡海波, 赵欣瑶, 程乐
2026, 41(2): 87-101.
摘要:
厘清场景驱动下民营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机制,对突破技术“卡脖子”、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以联创电子为研究对象,采用嵌套式纵向案例研究方法,探究民营企业如何依托场景驱动链接技术与市场以实现国产替代。研究发现,用户场景驱动下,企业聚焦高痛点需求,依赖外部资源形成外驱主导型适配耦合,实现跳跃型替代式创新;产业场景驱动下,企业基于技术优势前瞻布局,通过技术复用与自主创新链构建形成内驱主导型共生耦合,实现连贯型替代式创新;区域场景驱动下,企业锚定战略意图,依托区域生态网络实现技术迭代与市场拓展动态互哺,深化内驱主导型共生耦合,形成循环型替代式创新。揭示了“场景类型-替代式创新类型-驱动方式”的动态匹配框架,以及从外驱向内驱主导演进的技术-市场耦合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对场景链接机制关注不足的缺口,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
供应链配置集中化与企业投资效率
温军, 王娜
2026, 41(2): 102-117.
摘要:
高投资效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之一。作为嵌入供应链网络的关键主体,企业投资行为深受供应链配置集中化的影响。本研究选取2007—2023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析供应链配置集中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配置集中化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该结论在经过系列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供应链配置集中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经营风险、挤占营运资本、恶化信息环境三大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均会抑制企业投资效率,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前者;供应链配置集中化对投资过度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企业外部市场优势地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能有效缓解供应链配置集中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作用。本研究从供应链结构视角拓展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中国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经验依据。
三农研究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何以提升农业新业态创业活跃度
金华丽, 杨骞
2026, 41(2): 118-135.
摘要:
算力作为数字时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已成为推动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基于2012—2023年中国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建设显著推动了试点地区农业新业态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且政策实施后的长期效应呈持续递增态势;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农业大数据应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缓解农业资源错配以及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等路径提升农业新业态创业活跃度,且对农业新业态创业的促进效应在政府营商环境优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成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较高以及政府数字关注度较强的地区表现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科学布局算力资源、因地制宜构建农业新业态创业支持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实践形式之检视
梅维佳
2026, 41(2): 136-144.
摘要:
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践形式创新,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更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路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名称中统一标明“集体经济组织”字样,但未能充分顾及地方实践中法人形式的多样性,其形式主要包括合作社法人、公司法人和股份合作制法人。作为“中间法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存续上的稳定性、设立上的严格性以及成员变动的限制性等特别属性。在比例原则的指引下,股份合作制法人不仅契合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集体与个体相依共存的特征,还兼顾了集体经济发展与集体公有制稳定的需求,宜被确立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此外,因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应赋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的自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