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x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Under the Differ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
摘要: 实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协同提升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大目标。从董事会、股东和高管三个层面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差异下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协同提升还是发生冲突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在董事会层面，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企业尤其是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实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协同提升，但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总体上没有明显影响；在股东层面，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面临的冲突风险增加但不显著；在高管层面，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尤其是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绩效。从实证结果看，要实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协同提升，保障政企双赢，需要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要提升独立董事比例，加大对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的税收监管力度。Abstract: It is the major goal of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realize the synergistic improvement of both tax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under the differenc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ree levels i.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reholde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It is found that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synergistic or confrontational depends on differ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irst, at the leve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originally low tax payment credit rating,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improvement of tax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hair of the board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has no obvious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their relationship. Second, at the level of the shareholder, with the increase of equity concentration, the risk of conflict between tax compliance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creases, but not significantly. Third, at the level of the executive, the higher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senior executives, the more likely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low tax payment credit rating, are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by reducing tax compli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improvement of both tax compliance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o ensure the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especially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trengthen tax supervision over enterprises with high proportions of executive shareholding.
-
一、 引言
遵从税法依法纳税，是企业对政府应尽的基本社会责任，但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政府依法强制参与企业经济利益分配获得的份额，其数量的多少无疑会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当企业的税收遵从与经营绩效都达到合意程度时表明二者间达到了和谐共赢；当税收遵从引起企业绩效下降或企业用逃骗税等税收不遵从手段来提高经营绩效时，表明两者间存在冲突。但在什么样的治理机制下，企业会运用税收不遵从手段来提高企业绩效？又是什么样的治理机制能使企业在致力于提升绩效的同时注重提升税收遵从度，从而实现政企双赢？显然，识别两者间的协调与冲突机理，进而构建政企双赢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最大程度地保证股东利益和政府利益，发挥公司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此问题的文献目前还比较匮乏。从治理结构来看，公司治理机制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所有者(股东)、董事会和高管。传统的公司治理问题被认为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即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又委托高管，因此，公司治理机制主要涉及股东、董事会及管理层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在现代经济体中，公司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也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公司，由此，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是提高企业绩效，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要保障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政府的利益。政府利益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是企业缴纳的税收，这就要求企业遵从税法，不发生偷逃税、骗税以及漏税等税收不遵从行为。
从理论上讲，在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下，税收遵从度与企业绩效之间既可能是正相关关系(协同提升)，也可能是负相关关系(发生冲突)。一方面，税收构成企业的经营成本，税收遵从度高，企业缴纳的税款相对较多，其经营绩效短期内有可能下降；相反，企业提高其税收不遵从度，虽有可能使绩效增加，但一旦被查处而受到处罚也会使绩效下降。另一方面，税收遵从度高的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长期来看其经营绩效提升的可能性较大(李林木等，2020)[1]。由于两种可能性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税收遵从度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究竟是可同向协同提升，还是只能此消彼长，或者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实现同向协同提升，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冲突，还需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拟采用我国东部某经济强省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揭示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下税收遵从决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探索对政府和企业具有“双重红利”——既能提升企业绩效又能促进企业税收遵从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结论体现了如下的边际贡献：一是基于不同公司治理机制对税收遵从和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比较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下税收遵从决策对企业绩效的可能影响；二是从董事会、股东和高管三个层面考察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下税收遵从决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为经济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三是通过稳健性检验分析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下企业税收遵从度的选择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精细化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二、 文献回顾
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有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将从董事会、股东和高管三个层面梳理相关研究。
（一） 董事会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是董事会及其构成，其中独立董事制度是其重要特征。股份制公司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股东将控制权和管理职能委托给董事会，另一方面董事会将大部分管理职能委托给内部代理人(Fama和Jensen，1983)[2]。但内部管理者由于掌握公司内部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操纵董事会，最终有可能导致内部管理者为牟取私利相互串通掠夺公司资源，而不是代表委托者的利益行事(Kovermann和Velte, 2019)[3]。在此情形下，作为董事会中“职业裁判”的独立董事就可独立履行职责，进行客观判断和监督，以维护股东的利益(Fama，1980)[4]。2018年我国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仅要履行董事的一般义务和职责，还要“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因此，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完善关系到董事会能否客观判断、公平决策，避免被少数人操纵，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利益。
1. 独立董事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独立董事能否增强企业税收遵从度的研究在结论上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税收遵从度的提升(Lanis和Richardson，2018)[5]；也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降低了税收遵从度，促进了企业的偷逃税行为，如Richardson等(2015)[6]的研究表明，在公司财务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税收激进度也越高，但由于其研究的样本企业处于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财务困境期间，因此不具有一般性；还有学者指出，独立董事制度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取决于不同避税水平下的企业财务成熟度，如Armstrong等(2015)[7]研究发现，董事会的独立性与低避税水平下的财务成熟度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与高避税水平下的财务成熟度负相关，但其研究不能解释在一般情况下独立董事与税收遵从二者间的关系。
关于独立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对独立董事在企业绩效方面所起的作用观点截然不同。代理理论认为独立董事通过被授权，对管理层具有监督和奖惩权，能够减轻管理层与股东的矛盾冲突，降低代理成本，并减少公司与外部发生的交易成本[2]，从而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管家理论则认为独立董事的加入会对原企业董事会行权的连续性造成破坏，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Donaldson和Davis，1994)[8]。从实证上看，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样本数据及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对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或者仅对特定的企业有影响。如高明华和马守莉(2002)[9]认为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无关；曲亮等(2014)[10]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就全样本而言，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发挥预期的公司治理效用，对企业长期绩效没有影响，但独立董事的比重对国有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的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也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如Dang等(2018)[11]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为稳健且显著的负相关性。还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其背景，如魏刚等(2007) [12]的研究发现有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
由于独立董事的职责是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因此，本文认为独立董事是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立场介入公司治理，通过对财务报告等关键事项投非赞成票的方式(Tang等，2013)[13]来监督企业高管。随着企业绩效的不断提升，股票价格持续上涨，股东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从而避免独立董事对财务报告投非赞成票行为的发生。有研究表明，盈利能力较差、财务回报率较低的公司其独立董事投非赞成票的可能性更大(Ma和Khanna，2013)[14]，导致高管出现变更的可能性也更大[13]。
2. 两职分离程度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董事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董事长和总经理(CEO)两职合一或分离程度。具有两职合一特征的董事会对公司有着较高的控制力。关于两职合一对税收遵从度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两职合一降低了税收遵从度，如Chan等(2013)[15]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两职合一的非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税收激进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职合一与税收规避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并且股权集中度越低，这种负相关性的程度和显著性越高(唐伟和李晓琼，2015)[16]。
关于两职合一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持相反观点。代理理论认为两职合一会降低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增加管理层的堑壕效应，因此不利于企业经营；管家理论则认为两职合一有利于董事长集中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实现政令统一，从而提升企业的决策效率，进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增加。实证方面结论也不一致，或是认为两职合一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联系(吴淑琨等，1998)[17]或只有轻微的负面影响(Klein，2002)[18]，或是认为两职合一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Yang和Zhao，2014)[19]，或认为二者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关系[11]。
（二） 股东(所有者)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关于股权集中度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二者间为正相关性，如唐伟和李晓琼(2015)[16]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民营企业中，由于股东监管薄弱，管理层更有可能“工具性”地利用社会责任来掩饰其税收规避的不当行为，这就意味着股权集中度越低，其税收遵从度也就越低；也有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如Richardson等(2016)[20]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偷逃税呈倒“U”型关系，即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税收遵从度呈现下降态势，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则正好相反。
关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王玉霞等(2021)[21]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的上升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Omar(2015) [22]则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必然会带来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公司债务比例上升，出现财务不良状况，进而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有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非线性影响，如杜莹和刘立国(2002)[23]基于1999—2001年1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发现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三） 高管薪酬激励对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高管薪酬一般由固定薪酬、短期激励、长期激励和高层福利四部分构成，其中固定薪酬和短期激励以高管年薪的方式发放，长期激励则以高管持股的方式存在。因此，本文以高管持股比例度量长期激励，以高管平均年薪度量固定薪酬和短期激励。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证实，高管的激励性薪酬与税收不遵从水平紧密相关。Armstrong等(2015)[7]研究发现，承担风险的股权激励与偷逃税正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偷逃税分布的右尾更强，这是因为较高水平的风险股权激励有可能激励经理人采取偷逃税的风险决策，同时也说明承担风险的股权激励与税收遵从水平具有负相关性。Chan等(2013)[1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较多的非国有企业有较高的税收激进度，董事持有较多股权的国有企业偷逃税行为更多。唐伟和李晓琼(2015)[16]的研究也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税收规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有学者认为二者是正相关关系(Kevin，2011；张燕红，2016)[24-25]，也有研究认为高管薪酬的变动与股东财富的变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Main，1991；Jensen和Murphy，1990)[26-27]。
（四） 文献评析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独立董事、两职合一以及股权集中度等对于税收遵从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非常复杂，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且对于不同治理机制下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协同提升还是此消彼长也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具体到高管层面，有研究认为，在激励性薪酬机制下，出于自利动机，高管可能会通过提高税收激进度来提升企业绩效(Kubick和Masli，2016;杜剑等，2021)[28-29]，但税收激进是处于税收遵从与不遵从之间的灰色地带，只要其没有被税收执法或司法部门认定为逃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或狭义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即不能认定其为税收不遵从行为。因此，在激励性薪酬机制特别是高管持股比例提高的情况下，高管是否会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有待实证检验。此外，年薪制下高管只要履行了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的相关职责就能获得合同规定的年薪收入。根据高明华(2011)[30]的统计，我国高管薪酬结构中固定薪酬占总薪酬的比例为75.29%。那么，在高管固定薪酬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其收益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不强，高管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的动机是否会明显弱化同样需要检验。本文将运用动态广义矩面板模型，采用我国东部某经济强省的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拓展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并为政府部门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三、 研究设计
（一） 基准模型构建
公司治理的首要目标是追求企业绩效，税收遵从度只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之一。借鉴Wintoki等(2012)[31]的思路构建以企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税收遵从度等为解释变量的动态广义矩面板模型，以考察税收遵从度等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begin{aligned} E F_{i t}= & \beta_0+\beta_1 E F_{i t-1}+\beta_2 E F_{i t-2}+\beta_3 T C_{i t}+\beta_4 T C_{i t} \times B I_{i t}+\beta_5 T C_{i t} \times L H_{i t}+\beta_6 T C_{i t} \times G J_{i t} \\ & +\beta_7 T C_{i t} \times G G_{i t}+\beta_8 T C_{i t} \times M C_{i t}+\beta_{9-13} C G_{i t}+\beta_{14-19} { Control }_{i t}+\eta_i+\varphi_t+\varepsilon_{i t} \end{aligned} $$ (1) 式中，EF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绩效。目前学者们多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绩效，但该指标代表的是税后绩效，税后绩效与税收遵从度在财务会计逻辑上存在负相关。基于此，本文采用税前企业绩效指标——营业利润率来衡量企业绩效。TC为税收遵从度，参照李林木等(2020)[1]的做法，采用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评定的纳税信用等级数据，将各等级按百分数评分区间转化为相应的税收遵从度(90%、70%、50%、30%)。由于对税收遵从度的赋值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克服这一缺陷，基于税收遵从度的B、C两个纳税信用等级构建TCB和TCC两个二元哑变量，分别用于度量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B、大于等于C的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变化情况。两个哑变量带入式(1)替代TC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将用于稳健性检验。
BI表示独立董事比例，LH为两职合一，GJ为股权集中度，GG为高管持股比例，MC为高管平均年薪。TC×BI、TC×LH、TC×GJ、TC×GG和TC×MC分别为税收遵从度与相关变量的交互项。CG代表公司治理的其他变量，例如股权性质、董事会规模等。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企业规模、年龄、财务杠杆、无形资产比例和现金流比例等。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ηi、φt分别表示企业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βj，j=0, 1, …., 19为第j个变量的系数。各变量的设定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类型 名称 指标 符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税前企业绩效 营业利润率 EF 营业利润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 解释变量 税收遵从 税收遵从度 TC 根据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评定的纳税信用等级数据折算的百分率 二元哑变量 TCB 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B为1，否为0 二元哑变量 TCC 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C为1，否为0 董事会层面 独立董事比例 BI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两职合一情况 LH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为1，否为0 股东层面 股权集中度 GJ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管层面 高管持股比例 GG 管理层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管平均年薪 lnMC 领取薪酬企业高管平均年薪水平的自然对数 其他公司治理变量 股权性质 GX 国有控股公司为1，否为0 董事会规模 DG 董事会人数 企业规模 lnSZ 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年龄 lnAG 企业数据样本采集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财务杠杆 LE 企业期末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无形资产比例 IA 企业期末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现金流量比例 ML 企业期末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二） 描述性统计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新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办法始于2014年，本文以我国东部某经济强省34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时间跨度为2014—2018年，缺失值以近两年的平均值进行替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2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F 1 745 0.1 0.43 -14.45 0.68 TC 1 745 0.8 0.13 0.3 0.9 BI 1 745 0.38 0.13 0.3 0.67 LH 1 745 0.38 0.49 0 1 GG 1 745 0.23 0.25 0 1 lnMC 1 745 12.58 0.66 3.22 18.37 GJ 1 745 0.34 0.15 0.03 0.84 GX 1 745 0.13 0.34 0 1 DG(人) 1 745 8.47 1.51 3 15 lnSZ 1 745 12.52 1.31 9.23 17.63 lnAG 1 745 2.79 0.37 1.1 4.09 LE 1 745 0.4 0.21 0.3 2.39 IA 1 745 0.04 0.05 0 0.61 ML 1 745 0.15 0.12 0.000 02 0.98 从其他变量的统计值来看，股权性质的均值为0.13，接近于0，说明大部分企业为民营企业；企业规模自然对数的均值为12.52，企业年龄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79。综合各项指标数值来看，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四、 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基于上述基准模型对营业利润率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前采用截面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截面随机的卡方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采用截面固定效应。由于不同年份的宏观经济状况对企业绩效有较大影响，故同时采用时间固定效应。
（一） 面板回归结果的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为了突出重点，表中仅列出税收遵从度(TC)及其交互项系数。从税收遵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看，只在列(1)中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但也有可能同向变动，实现协同提升。为了深入考察公司治理的各个变量与税收遵从度的相互关系，在列(1)至(5)中仅设置1个公司治理自变量与税收遵从度的交互项，在列(6)中纳入所有的交互项。下面从公司治理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表 3 税收遵从与公司治理变量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变量 (1) (2) (3) (4) (5) (6) C 3.41 0.69 0.27 0.46 -0.63 2.53 (1.52) (0.32) (0.12) (0.21) (-0.3) (1.06) EF(-1) -2.6*** -2.55*** -2.56*** -2.55*** -2.55*** -2.62*** (-20.51) (-20.02) (-20.04) (-20.02) (-20.01) (-20.53) EF(-2) -2.05*** -2.03*** -2.03*** -2.03*** -2.03*** -2.05*** (-16.91) (-16.59) (-16.62) (-16.58) (-16.59) (-16.89) TC -3.09*** 0.15 0.43 0.27 -0.14 -2.47 (-3.76) (0.93) (1.28) (1.39) (-0.11) (-1.46) TC×BI 8.59*** — — — — 9.17*** (3.95) (4.16) TC×LH — -0.12 — — — 0.07 (-0.44) (0.24) TC×GJ — — -0.99 — — -1.39 (-1.03) (-1.42) TC×GG — — — -0.63 — -0.78 (-1.12) (-1.3) TC×MC — — — — 0.02 -0.02 (0.19) (-0.17) R2 0.69 0.68 0.68 0.68 0.68 0.69 F 4.1*** 3.96*** 3.97*** 3.97*** 3.96*** 4.06*** D.W 2.36 2.34 2.33 2.33 2.34 2.36 N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 *、* *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下表同。 董事会层面。在所有交互项系数中，仅有独立董事比例(BI)与税收遵从度(TC)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上升，在独立董事的监督压力下，企业可实现绩效与税收遵从度的协同提升。在列(2)中两职合一(LH)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列(6)中交互项系数为不显著的正数，且二者的绝对值很小，说明在两职合一机制下二者的变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股东层面。在列(3)(6)中，股权集中度(GJ)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面临不显著的冲突风险。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往往不直接参与经营，当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和税收遵从度处于正常水平时，税收遵从度的变化不会引起大股东的关注，高管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
高管层面。在列(4)(6)中，高管持股比例(GG)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绩效的提高给其带来的收益就越大。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高管有可能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从而导致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此消彼长的冲突，不过并不显著。列(5)中高管平均年薪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不显著，列(6)中其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二者绝对值也较小，说明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水平对企业税收遵从度没有明显影响，这可能是在高管平均年薪制下，高管的收益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不强，从而制约了其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的自利动机。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别将二元哑变量TCB和TCC作为税收遵从度代入基准回归模型，从截面和时间固定效应上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4。为了突出重点，表中仅列出税收遵从度及其交互项系数。
表 4 稳健性检验Panel A 纳税信用等级为B及以上的企业 变量 (1) (2) (3) (4) (5) (6) TCB -2.78*** 0.22** 0.27 0.33*** 0.17 -3.1*** (-5.32) (2.37) (1.47) (3.13) (0.23) (-2.98) TCB×BI 8.14*** — — — — 9.23*** (5.77) (6.32) TCB×LH — -0.06 — — — 0.27 (-0.38) (1.5) TCB×GJ — — -0.22 — — -0.42 (-0.41) (-0.78) TCB×GG — — — -0.59* — -1.04*** (-1.82) (-2.85) TCB×MC — — — — 0.002 0.02 (0.04) (0.25) R2 0.70 0.68 0.68 0.69 0.68 0.70 F 4.3*** 4.01*** 4.01*** 4.04*** 4.01*** 4.32*** D.W 2.35 2.34 2.34 2.34 2.34 2.36 N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Panel B 纳税信用等级为C及以上的企业 变量 (1) (2) (3) (4) (5) (6) TCC -3.89*** 0.6*** -0.33 0.73*** -0.5 -6.16*** (-5.51) (3.01) (-0.69) (2.65) (-0.61) (-2.78) TCC×BI 11.56*** — — — — 10.98*** (6.08) (4.69) TCC×LH — -1.09*** — — — -0.32 (-3.57) (-0.79) TCC×GJ — — 2.31 — — 4.55 (1.34) (1.50) TCC×GG — — — -1.78** — -2.03 (-2.21) (-1.64) TCC×MC — — — — 0.06 0.16 (0.96) (1.17) R2 0.70 0.69 0.68 0.68 0.68 0.70 F 4.29*** 4.08*** 3.99*** 4.02*** 3.98*** 4.35*** D.W 2.35 2.38 2.33 2.33 2.33 2.35 N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董事会层面的检验
从回归结果来看，独立董事比例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显著的正数，并且随着税收遵从度(纳税信用等级)的降低，其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大幅上升。表明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确实有利于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升，特别是对于那些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来说，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实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协同提升。两职合一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系数在Panel A中不显著且绝对值较小，只有Panel B模型(2)中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两职合一机制下，纳税信用等级低的企业面临着税收遵从度和企业绩效间的显著冲突，而在这一机制下的董事长/总经理对企业有较大的控制权，其会更加倾向于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
2. 股东层面的检验
在Panel A中，对于纳税信用等级较高(A或B)的企业来说，股权集中度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对于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该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纳税信用等级越低的企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其税收遵从度与企业绩效可实现同向的协同提升，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大股东会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其绩效提升并尽可能保持较高的税收遵从度以提升公司形象，从而实现其税收遵从度与企业绩效的协同提升，以保障股东利益最大化。
3. 高管层面的检验
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高管持股比例与税收遵从度的交互项系数全部为负，但对于纳税信用等级越低的企业来说，负相关的程度越大且在统计上越显著，说明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尤其是纳税信用等级低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高管平均年薪与税收遵从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很小且不显著，说明高管平均年薪的高低对税收遵从度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微弱，这可能是由于年薪结构中的固定薪酬比例过高，导致高管提升企业绩效和调节税收遵从度的动力不足。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董事会、股东和高管三个层面考察了公司治理机制差异下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冲突与协同，发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协同提升还是发生冲突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首先，从董事会层面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够促使企业尤其是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实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协同提升；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税收遵从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总体上没有明显影响，但在纳税信用等级低的企业，二者面临较显著的冲突。其次，从股东层面看，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之间面临的冲突风险增加，但不显著。最后，从高管层面看，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为了实现其收益最大化，企业尤其是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绩效；而在高管固定年薪制下，高管年薪的增加对企业税收遵从度与绩效协同提升的程度不高且不显著。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要实现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协同提升的“双重红利”，保障政企双赢，需要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严格落实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至少为1/3的规定，加大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的核查力度，确保独立董事机制正常运转与职能的正常发挥。政府部门应鼓励上市公司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尤其是要督促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上市公司聘请更多的独立董事，规范其经营活动，从而提升其财务信息透明度、税收遵从度以及企业绩效。二是要尊重企业实行两职合一或两职分离的选择。两职合一机制下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同向提升的相关性不大且不显著，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但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如果实行两职合一机制，则需要对其加大税收监管力度，以防止其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来提升企业绩效。三是对于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尤其是其中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税务部门应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加强教育与宣传力度，减弱高管通过降低税收遵从度提升企业绩效的自利动机，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促使高管协同提升企业绩效和税收遵从度，从而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重红利”。
-
表 1 变量定义
类型 名称 指标 符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税前企业绩效 营业利润率 EF 营业利润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 解释变量 税收遵从 税收遵从度 TC 根据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评定的纳税信用等级数据折算的百分率 二元哑变量 TCB 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B为1，否为0 二元哑变量 TCC 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C为1，否为0 董事会层面 独立董事比例 BI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两职合一情况 LH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为1，否为0 股东层面 股权集中度 GJ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管层面 高管持股比例 GG 管理层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管平均年薪 lnMC 领取薪酬企业高管平均年薪水平的自然对数 其他公司治理变量 股权性质 GX 国有控股公司为1，否为0 董事会规模 DG 董事会人数 企业规模 lnSZ 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年龄 lnAG 企业数据样本采集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财务杠杆 LE 企业期末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无形资产比例 IA 企业期末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现金流量比例 ML 企业期末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下载: 导出CSV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F 1 745 0.1 0.43 -14.45 0.68 TC 1 745 0.8 0.13 0.3 0.9 BI 1 745 0.38 0.13 0.3 0.67 LH 1 745 0.38 0.49 0 1 GG 1 745 0.23 0.25 0 1 lnMC 1 745 12.58 0.66 3.22 18.37 GJ 1 745 0.34 0.15 0.03 0.84 GX 1 745 0.13 0.34 0 1 DG(人) 1 745 8.47 1.51 3 15 lnSZ 1 745 12.52 1.31 9.23 17.63 lnAG 1 745 2.79 0.37 1.1 4.09 LE 1 745 0.4 0.21 0.3 2.39 IA 1 745 0.04 0.05 0 0.61 ML 1 745 0.15 0.12 0.000 02 0.98
下载: 导出CSV
表 3 税收遵从与公司治理变量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C 3.41 0.69 0.27 0.46 -0.63 2.53 (1.52) (0.32) (0.12) (0.21) (-0.3) (1.06) EF(-1) -2.6*** -2.55*** -2.56*** -2.55*** -2.55*** -2.62*** (-20.51) (-20.02) (-20.04) (-20.02) (-20.01) (-20.53) EF(-2) -2.05*** -2.03*** -2.03*** -2.03*** -2.03*** -2.05*** (-16.91) (-16.59) (-16.62) (-16.58) (-16.59) (-16.89) TC -3.09*** 0.15 0.43 0.27 -0.14 -2.47 (-3.76) (0.93) (1.28) (1.39) (-0.11) (-1.46) TC×BI 8.59*** — — — — 9.17*** (3.95) (4.16) TC×LH — -0.12 — — — 0.07 (-0.44) (0.24) TC×GJ — — -0.99 — — -1.39 (-1.03) (-1.42) TC×GG — — — -0.63 — -0.78 (-1.12) (-1.3) TC×MC — — — — 0.02 -0.02 (0.19) (-0.17) R2 0.69 0.68 0.68 0.68 0.68 0.69 F 4.1*** 3.96*** 3.97*** 3.97*** 3.96*** 4.06*** D.W 2.36 2.34 2.33 2.33 2.34 2.36 N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 *、* *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下表同。
下载: 导出CSV
表 4 稳健性检验
Panel A 纳税信用等级为B及以上的企业 变量 (1) (2) (3) (4) (5) (6) TCB -2.78*** 0.22** 0.27 0.33*** 0.17 -3.1*** (-5.32) (2.37) (1.47) (3.13) (0.23) (-2.98) TCB×BI 8.14*** — — — — 9.23*** (5.77) (6.32) TCB×LH — -0.06 — — — 0.27 (-0.38) (1.5) TCB×GJ — — -0.22 — — -0.42 (-0.41) (-0.78) TCB×GG — — — -0.59* — -1.04*** (-1.82) (-2.85) TCB×MC — — — — 0.002 0.02 (0.04) (0.25) R2 0.70 0.68 0.68 0.69 0.68 0.70 F 4.3*** 4.01*** 4.01*** 4.04*** 4.01*** 4.32*** D.W 2.35 2.34 2.34 2.34 2.34 2.36 N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Panel B 纳税信用等级为C及以上的企业 变量 (1) (2) (3) (4) (5) (6) TCC -3.89*** 0.6*** -0.33 0.73*** -0.5 -6.16*** (-5.51) (3.01) (-0.69) (2.65) (-0.61) (-2.78) TCC×BI 11.56*** — — — — 10.98*** (6.08) (4.69) TCC×LH — -1.09*** — — — -0.32 (-3.57) (-0.79) TCC×GJ — — 2.31 — — 4.55 (1.34) (1.50) TCC×GG — — — -1.78** — -2.03 (-2.21) (-1.64) TCC×MC — — — — 0.06 0.16 (0.96) (1.17) R2 0.70 0.69 0.68 0.68 0.68 0.70 F 4.29*** 4.08*** 3.99*** 4.02*** 3.98*** 4.35*** D.W 2.35 2.38 2.33 2.33 2.33 2.35 N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1 047
下载: 导出CSV
-
[1] 李林木, 于海峰, 汪冲, 等. 赏罚机制、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基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20(6): 89-10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2006008.htm [2]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301-325. doi: 10.1086/467037 [3] KOVERMANN J, VELTE P.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2019, 36: 1-29. [4] FAMA E F.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 88: 288-307. doi: 10.1086/260866 [5] LANIS R, RICHARDSON G. Outside director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18, 33: 228-251. doi: 10.1177/0148558X16654834 [6] RICHARDSON G, LANIS R, TAYLOR G. Financial distress, outside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spann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5, 52: 112-129. doi: 10.1016/j.jbankfin.2014.11.013 [7] ARMSTRONG C S, BLOUIN J L, JAGOLINZER A D, 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entives, and tax avoid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5, 60: 1-17. [8] DONALDSON L, DAVIS J H. Boards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research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4, 2: 151-160. doi: 10.1111/j.1467-8683.1994.tb00071.x [9] 高明华, 马守莉. 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论中国独立董事有效行权的制度环境[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2): 64-68. doi: 10.3969/j.issn.1001-4691.2002.02.012 [10] 曲亮, 章静, 郝云宏. 独立董事如何提升企业绩效——立足四层委托—代理嵌入模型的机理解读[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7): 109-121. doi: 10.19581/j.cnki.ciejournal.2014.07.010 [11] DANG R, HOUANTI L, NHU T L, et al. Doe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fluence firm performance? quantile regression evidence from a transactional economy[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8, 25(14): 984-988. doi: 10.1080/13504851.2017.1390309 [12] 魏刚, 肖泽忠, NICK TRAVLOS, 等. 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 经济研究, 2007(3): 92-105, 15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0703008.htm [13] TANG X, DU J, HOU Q.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pin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013, 32(3): 89-125. [14] MA J, KHANNA T. Independent directors' dissent on boards: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7(8): 1547-1557. [15] CHAN K H, LIN K Z, TANG F. Tax effects of book-tax conformity, financial reporting incentives, and firm siz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 12(2): 1-25. doi: 10.2308/jiar-50404 [16] 唐伟, 李晓琼. 抑制还是促进——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税收规避关系研究[J]. 科学决策, 2015(10): 51-6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XJC201510005.htm [17] 吴淑琨, 柏杰, 席酉民.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的分离与合一——中国上市公司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1998(8): 21-2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808.002.htm [18] KLEIN A. Audit committee,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Economics, 2002, 33: 375-400. doi: 10.1016/S0165-4101(02)00059-9 [19] YANG T, ZHAO S. CEO dua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n exogenous shock to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49: 534-552. [20] RICHARDSON G, WANG B, ZHANG X.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publicly listed private firm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6, 12: 141-158. [21] 王玉霞, 王浩然, 张容芳. 上市公司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股权集中度的中介效应[J]. 经济问题, 2021(3): 108-11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WT202103016.htm [22] OMAR F. Effe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the MENA reg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mic and Middle Eastern Finance and Management, 2015, 8(1): 99-113. [23] 杜莹, 刘立国.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 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11): 124-13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LSJ200211016.htm [24] KEVIN J. CEO Compensation and company performance[J]. Business and Economics Journal, 2011, 31: 1-8. [25] 张燕红.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 经济问题, 2016(6): 116-12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WT201606021.htm [26] MAIN B. Top executive pay and performance[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91, 12: 219-229. [27] JENSEN M C, MURPHY K J. Performancepay and top management incen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225-264. [28] KUBICK T R, MASLI ADI N S. Firm-level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6, 35: 66-83. [29] 杜剑, 江美玲, 杨杨. 税收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研发绩效的中介效应[J].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5): 58-7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XQS202105006.htm [30] 高明华. 中国上市公司薪酬指数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31] WINTOKI M B, LINCK J S, NETTER J M. Endogeneit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105(3): 581-606. 期刊类型引用(3)
1. 李茹霞. 企业纳税遵从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CEO决策视野的调节效应.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5(02): 60-70 . 
百度学术2. 李红兵，马聪聪. 财务审计中企业社会责任感与组织治理策略的交互关系. 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 2024(01): 120-129 . 百度学术3. 陈孝勇. 纳税信用管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铁道建筑技术. 2023(06): 199-202 . 百度学术其他类型引用(16)
-
下载:
![](data:image/svg+xml,<svg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width='210' height='179'><foreignObject width='2000' height='100%'><div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Helvetica'><table>
<thead>
<tr>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 align="center">类型</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 align="center">名称</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 align="center">指标</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 align="center">符号</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 align="center">含义</td>
</tr>
</thead>
<tbody>
<tr>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2" align="center">被解释变量</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2" align="center">税前企业绩效</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2" align="center">营业利润率</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2" align="center"><i>EF</i></td>
<td class="table_top_border2" align="center">营业利润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td>
</tr>
<tr>
<td align="center">解释变量</td>
<td align="center">税收遵从</td>
<td align="center">税收遵从度</td>
<td align="center"><i>TC</i></td>
<td align="center">根据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评定的纳税信用等级数据折算的百分率</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二元哑变量</td>
<td align="center"><i>TCB</i></td>
<td align="center">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B为1，否为0</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二元哑变量</td>
<td align="center"><i>TCC</i></td>
<td align="center">纳税信用等级大于等于C为1，否为0</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董事会层面</td>
<td align="center">独立董事比例</td>
<td align="center"><i>BI</i></td>
<td align="center">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两职合一情况</td>
<td align="center"><i>LH</i></td>
<td align="center">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为1，否为0</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股东层面</td>
<td align="center">股权集中度</td>
<td align="center"><i>GJ</i></td>
<td align="center">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高管层面</td>
<td align="center">高管持股比例</td>
<td align="center"><i>GG</i></td>
<td align="center">管理层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高管平均年薪</td>
<td align="center">ln<i>MC</i></td>
<td align="center">领取薪酬企业高管平均年薪水平的自然对数</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其他公司治理变量</td>
<td align="center">股权性质</td>
<td align="center"><i>GX</i></td>
<td align="center">国有控股公司为1，否为0</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董事会规模</td>
<td align="center"><i>DG</i></td>
<td align="center">董事会人数</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企业规模</td>
<td align="center">ln<i>SZ</i></td>
<td align="center">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年龄</td>
<td align="center">ln<i>AG</i></td>
<td align="center">企业数据样本采集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的自然对数</td>
</tr>
<tr>
<td align="center">控制变量</td>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财务杠杆</td>
<td align="center"><i>LE</i></td>
<td align="center">企业期末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td>
</tr>
<tr>
<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
</td><td align="center">无形资产比例</td>
<td align="center"><i>IA</i></td>
<td align="center">企业期末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td>
</tr>
<tr>
<td class="table_bottom_border" align="center">
</td><td class="table_bottom_border" align="center">
</td><td class="table_bottom_border" align="center">现金流量比例</td>
<td class="table_bottom_border" align="center"><i>ML</i></td>
<td class="table_bottom_border" align="center">企业期末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td>
</tr>
</tbody>
</table></div></foreignObject></s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