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Private Enterprises Obtain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by Reducing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rporate Tax Payment Motivation
-
摘要: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所有权性质的局限性,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有动机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2008—2018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对其未来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经济表现下滑以及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会将减少合理避税作为一种寻租手段,以便能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且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抑制上述现象。本文揭示了在面临市场准入限制等困境下,民营企业仍选择减少合理避税背后的逻辑,有助于人们认识民营企业的纳税动机及经济后果,并为推动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ownership,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motivated to undertak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to obtain more resources. Using a dataset of listed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subsequent acquisi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decreasing provincial economic performance,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treat paying more corporate tax as a means of rent-seeking, to help them obtain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the future.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n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curb rent-seeking and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reason that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still choose to pay comparatively high corporate tax even if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downturn. Furthermore, as to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it helps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provides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n China.
-
一、 引言
企业避税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企业的避税行为会受经济周期(陈冬等,2016;Vegh和Vuletin,2015)[1-2]、政府税收征管(Chen,2017;Dang等,2019)[3-4]以及地区执法效率(Desai等,2007)[5]等因素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避税的因素主要有企业的经营状况(Klassen和Laplante,2012;Richardson等,2015)[6-7]、高管特征(Armstrong等,2012;Lai等,2020)[8-9]、公司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McGuire等,2014;Kovermann和Velte,2019)[10-11]; 等等。企业避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则主要集中于微观企业层面,学者们研究发现避税可以增加企业现金流(Graham和Tucker,2006)[12]、提升企业价值(Phillips,2003)[13];但另一方面,避税也存在道德风险以及管理层自利问题(Desai和Dharmapala, 2006)[14]、抑制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Desai等,2007)[5]、不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资源(如政府补助)(Hanlon和Slemrod,2009)[15],且相关新闻报道也会影响其市值管理等(Blaufus等,2019)[16]。
在企业纳税与政府资源配置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行为动机及逻辑不同,但却较少区分产权经济主体进行探讨。如刘思义等(2018)[17]研究发现,当因台风灾害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时,企业会主动减少避税以迎合政府;陈冬等(2016)[1]分析了国有企业纳税行为与政府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经济下行时国有企业相应地会增加纳税为政府提供支持,而作为补偿,政府在未来会给予这些企业更多的补助。那么,民营企业是否也会通过纳税以迎合地方政府,进而获取政府补助呢?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两个行为主体在何种情境下会达到利益均衡点并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对此问题尚未有文献进行研究。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实现形式,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那么,民营企业积极引入国有股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对其纳税动机和行为方式产生纠偏机制?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8年获得政府补助的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宏观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合理避税行为以及其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下行和财政压力增大的宏观制度环境会驱动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而民营企业避税的减少可以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减少避税来提高声誉,进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引入国有股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通过多纳税以获得政府补助的行为会产生反向调节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的经济下行和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的宏观制度环境嵌入民营企业的微观纳税行为的研究之中,构建了民营企业“地方经济表现(宏观体制驱动)——民营企业不避税(微观个体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经济后果)”的发展路径,解析了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互惠关系,从宏微观互动视角扩展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二是探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三者之间关系的反向作用机制,从动态视角剖析了民营企业在面临现实困境下的发展路径,并展现了制度优势对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并为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对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但组织通常无法自己生产这些资源,因此需要与其生存的环境进行互动,以换取更多的资源(Hillman等,2009)[18]。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Allen等,2005)[19],也更有动机通过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减少避税等方式获取政治资源。Lin等(2015)[20]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发现在地方政府换届当期,民营企业倾向于通过资产捐赠等方式建立政企关系,而政府在提供补助时也会优先考虑该类型的企业。
社会交换理论将社会个体关系的相互作用描述为社会交换,互惠交换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Homans,1958;Cropanzano和Mitchell,2005)[21-22]。在互惠交换过程中并不存在明确的谈判,相反,在并不知道对方是否会有回应的情况下,一方会先采取有利于另一方的行动,若对方及时回应,则这种互惠关系便可继续下去并形成良性循环。基于政府和企业均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认为,中国的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互惠交换关系。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缺乏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和政治优势,其更有可能通过主动减少避税的方式向政府“示好”,以换取更为积极和紧密的政企关系并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已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减少避税帮助政府完成业绩目标,增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于文超等,2015;曹伟等,2016)[23-24]。当政府向缴纳更多税收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时,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互惠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信任程度不断加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互惠关系的循环[22]。
(二) 研究假设
1. 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缺乏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和政治优势,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随着我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补助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在企业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当民营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转型升级等困境时,更希望获得政府补助。首先,企业获取补助即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现金流,进而能有效减少流动性风险,且政府为企业提供补助,无论金额大小,相当于为企业背书,有利于企业获取信用贷款,减轻融资约束(Arqué-Castells,2013;Santos,2019)[25-26]。La Rocca等(2019)[27]研究发现,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其次,民营企业如果能够获得政府补助,则可以向社会公众传递其具有良好的政企关系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等积极信号,有助于公司股价在资本市场有更好的表现(Lee等,2014)[28]。再次,政府补助可以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帮助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技术进步方面,政府补助能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分散创新投入风险、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Howell,2017;张根文等,2018;李奎和张跃,2019)[29-31],帮助企业从根本上实现转型升级。
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种微观实践主体而言,国有企业具有产权优势,与政府更容易建立亲密关系,也更有可能从政府获得优质资源,而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寻租的方式才能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Kornai等,2003)[32]。Lin等(2015)[20]研究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发现在地方政府换届当期,民营企业会通过增加纳税、资产捐赠等方式建立政企关系;Su和He(2010)[33]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关注度、增强其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就寻租的经济后果而言,Takano(2017)[34]指出,民营企业可能利用参与PPP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进行寻租以获得超额收益。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关注点从捐赠、PPP投资等民营企业的自愿性显性寻租行为转向纳税等强制性隐性寻租行为方面。于文超等(2015)[23]基于地方政府换届这一独特视角,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减少避税来增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24]。Carroll(1979)[35]认为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在经济、法律等方面承担的义务,而税收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范畴,民营企业主动承担更多的税负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政府在提供补助时也将优先考虑这类企业。Graham和Tucker(2006)[12]基于44个避税案例的研究,发现企业多缴纳所得税可以向市场释放盈利能力良好、现金流充足等积极信号,这有利于其进行市值管理,提升公司的股票价格。因此,相比自愿性“迎合”性寻租,民营企业也乐于用纳税这种隐性寻租方式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并获得政府补助。
综上,获得政府补助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缓解融资约束、加速技术革新等诸多机遇,但由于所有权性质的局限性,民营企业可能会通过纳税寻租、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等方式来获得政府补助。缴纳所得税是企业的强制性义务,企业积极纳税可以树立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公众形象,特别地,它可以成为一种相对安全和隐蔽的寻租方式,帮助企业迅速有效地建立起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控制其他条件,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
2.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渐进入经济下行期,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许多以减降税费为主要措施的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Yu,2012)[36]。Chen(2017)[3]的实证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继而增强了税收征管的力度;Dang等(2019)[4]的研究也发现,当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时,企业接受税收检查的概率越大,实际承担的税负越多。而Chen等(2015)[37]学者认为,在经济下行期,政府除了加强税收征管以增加收入外,企业也有可能主动减少避税、承担更多的税负,以迎合政府需求,增强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刘思义等(2018)[17]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企业越有动机迎合政府需求;陈冬等(2016)[1]基于经济周期的视角对国有企业避税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其会减少避税行为对地方政府进行支持。
前已述及,民营企业减少避税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那么,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互惠关系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呢?缴纳所有税的行为主体是民营企业,提供政府补助的行为主体是地方政府,只有双方的利益诉求均得到满足时,才有可能呈现互惠局面。目前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政府补助的对象和用途做出明确的规定,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增大,如果民营企业此时承担额外的税负,主动减少合理避税以迎合政府需求,帮助政府获得财政收入以及支持政府官员达到当年业绩考核指标,作为回报,政府官员便有可能利用职务便利,在以后的年度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种稳定、长久的双向互惠关系。因此,经济下行和财政压力增大成为民营企业违背“理性经济人”假设,多缴纳所得税进而获取政府补助的驱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控制其他条件,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四万亿计划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以此为研究起点,可以更好地探索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样本(2008年之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剔除2008—2018年未能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金融行业及ST公司;为减少异常值的影响,剔除所有者权益为负、税前利润为负、所得税费用为负以及实际税率低于0或大于1(陈冬等,2016)[1]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3 199个民营企业年度观测值。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公司名义税率来自Wind数据库。为减小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企业合理避税程度表示相对于利润总额所得税的减少,可以捕捉企业采取的避税策略的最终经济后果(Hanlon和Heitzman,2010)[38]。由于不同企业享有的税收优惠各异,使用实际税率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不一定准确,因此本文采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来衡量,其值越大表明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税务筹划,合理避税程度越高。理论上逃税和避税有着明确、清晰的边界,但在实践中却不易区分(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39],目前实证研究中通常交替使用逃税和避税指标,本文对此也不进行区分。
2. 被解释变量:企业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Subsidy)。为减少企业规模带来的影响,借鉴Chen等(2015)[37]、刘思义等(2018)[17]的研究方法进行计算。参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及定义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 Subsidyt+1 第t+1年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第t年利润总额 解释变量 合理避税程度 Rate 名义所得税率-实际所得税率,其中实际所得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工具变量 地方经济表现 EP 各省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营业收入成长性 Growth (第t年营业收入-第t-1年营业收入)/第t-1年营业收入 财务杠杆 Lev 年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高管持股比例 Magratio 高管持股总数/企业期末总股数 董事会会议次数 Btimes 当年企业召开的董事会次数 上市年数 Ipo_year 企业上市年数 高新企业 Gaoxin 高新技术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年份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ND 行业虚拟变量 3. 工具变量:地方经济表现(EP)。借鉴陈冬等(2016)[1]的研究,选取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来衡量地方经济表现。原因在于:一方面,当地方经济表现较差时,企业有可能主动降低合理避税程度以迎合政府需求,增强与政府间的联系。刘思义等(2018)[17]研究发现,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企业越有动机迎合政府需求。另一方面,地方经济表现很难在短期内对企业的其他方面(例如企业规模)产生显著影响,也很难对企业未来有可能获取的政府补助产生直接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 \ln (G D P)=\beta 1+\beta 2 Y e a r+\mu $$ (1) 其中,GDP为各省份名义GDP采用消费物价指数(1978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得到的实际GDP,Year为以1、2、3等序数替代的年度;经过以上回归得到的残差μ即为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其值越小,表明当年地方经济表现越差。
4.控制变量。参见表 1。
(三) 模型设计
1. 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构建如下OLS模型分析民营企业避税对其未来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
$$ \begin{gathered} { Subsidy }_{i, t+1}=\alpha_{1}+\alpha_{2} { Rate }_{i, t}+\alpha_{3} { Size }_{i, t}+\alpha_{4} { Growth }_{i, t}+\alpha_{5} \operatorname{Lev}_{i, t}+\alpha_{6} { Magratio }_{i, t}+ \\ \alpha_{7} { Btimes }_{i, t}+\alpha_{8} { Ipo\_year }_{i, t}+\alpha_{9} { Gaoxin }_{i}+Y E A R+I N D+\varepsilon_{i, t} \end{gathered} $$ (2) 2. 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为了克服OLS模型存在的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同时为探究由于地方经济表现引起的企业合理避税与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构建如下内生性模型(Ⅳ-2SLS):
$$ \begin{gathered} { Rate }_{i, t}=k_{1}+k_{2} E P_{t}+k_{3} { Size }_{i, t}+k_{4} { Growth }_{i, t}+k_{5} \operatorname{Lev}_{i, t}+k_{6} { Magratio }_{i, t}+ \\ k_{7} { Btimes }_{i, t}+k_{8} { Ipo\_year }_{i, t}+k_{9} { Gaoxin }_{i}+Y E A R+I N D+\varphi_{i, t} \end{gathered} $$ (3) 根据模型(3)估计的Rate的拟合值作为自变量进行第二阶段回归:
$$ \begin{gathered} { Subsidy }_{i, t+1}=\rho_{1}+\rho_{2} { Rate }_{i, t}+\rho_{3} { Size }_{i, t}+\rho_{4} { Growth }_{i, t}+\rho_{5} \operatorname{Lev}_{i, t}+\rho_{6} { Magratio }_{i, t}+ \\ \rho_{7} { Btimes }_{i, t}+\rho_{8} { Ipo\_year }_{i, t}+\rho_{9} { Gaoxin }_{i}+Y E A R+I N D+\pi_{i, t} \end{gathered} $$ (4)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从表 2观测样本的统计情况来看,有超过一半的民营企业合理避税程度为正;地方经济表现差和地方经济表现好的样本各占1/2左右,前者略多于后者;在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大,表明政府更偏向于为这类企业提供补助,这与目前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政策相一致①。;主板的观测样本数目最多,说明主板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民营企业数量最多;样本数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中制造业样本数为2 167,占比67.74%。
① 详情请见《财税〔2017〕34号》《财税[2018]5号》文件相关规定
表 2 2008—2018年观测样本统计情况个、% 类型 合理避税情况 地方经济表现 企业资质 合理避税程度为正 合理避税程度为负 地方经济表现差 地方经济表现好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样本数 1 750 1 449 1 726 1 473 2 020 1 179 比例 54.70 45.30 53.95 46.05 63.14 36.86 类型 股票市场 行业 主板沪市 主板深市 中小板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其他行业 样本数 1 380 746 1 073 2 167 206 183 643 比例 43.14 23.32 33.54 67.74 6.44 5.72 20.10 注: 观测样本数N为3 199个。 表 3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民营企业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Subsidyt+1)的均值为0.222,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2.821,表明不同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存在较大差异;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1、0.006,表明有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名义所得税率高于实际所得税率,即避税行为较为普遍,这与刘思义等(201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地方经济表现(EP)最小值为-3.121,最大值为0.824,表明不同省份经济表现存在较大差异;高新企业(Gaoxin)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631和1.000,表明大部分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民营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与目前我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相一致。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Subsidyt+1 0.222 0.001 2.821 0.083 Rate -0.001 -0.434 0.245 0.006 EP 0.000 -3.121 0.824 0.219 Size 21.975 19.689 24.903 21.934 Growth 0.226 -0.426 4.095 0.127 Lev 0.456 0.060 0.860 0.458 Magratio 0.039 0.000 0.409 0.000 Btimes 9.877 4.000 24.000 9.000 Ipo_year 11.706 1.000 26.000 12.000 Gaoxin 0.631 0.000 1.000 1.000 从表 4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与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Subsidyt+1)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从相关性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共线性问题。此外,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VIF检验,各控制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②。
②由于篇幅所限,VIF检验结果不在文内进行展示,结果备索。其中,VIF最大值为Ipo_year(1.66),最小值为Growth(1.02)。
表 4 相关性分析变量 Subsidyt+1 Rate Size Growth Lev Magratio Btimes Ipo_year Gaoxin Subsidyt+1 1.000 Rate -0.151*** 1.000 Size -0.166*** -0.035* 1.000 Growth -0.091*** 0.045** 0.103*** 1.000 Lev 0.089*** -0.172*** 0.402*** 0.075*** 1.000 Magratio 0.027 -0.017 -0.166*** 0.001 -0.139*** 1.000 Btimes -0.051*** 0.019 0.343*** 0.102*** 0.227*** -0.020 1.000 Ipo_year -0.035* 0.012 0.442*** 0.021 0.170*** -0.383*** 0.199*** 1.000 Gaoxin 0.074*** -0.053** -0.165*** -0.026 -0.209*** 0.257*** -0.066*** -0.437*** 1.000 注: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表 5报告了民营企业避税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被解释变量Subsidyt+1而言,无论是单变量回归还是控制了企业规模等一系列变量后的多元变量回归,解释变量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致,从而支持了假设1,说明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
表 5 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的OLS回归结果变量 (1) (2) (3) Subsidyt+1 Subsidyt+1 Subsidyt+1 Rate -0.559*** (-8.65) -0.445*** (-6.97) -0.480*** (-7.55) Size -0.099*** (-12.45) -0.100*** (-11.91) Growth -0.055*** (-4.19) -0.052*** (-3.91) Lev 0.418*** (9.64) 0.513*** (11.26) Magratio 0.103 (1.19) 0.079 (0.86) Btimes -0.001 (-0.41) 0.001 (0.46) Ipo_year 0.008*** (4.89) 0.006*** (2.89) Gaoxin 0.087*** (5.27) 0.038** (2.07) YEAR NO NO 是 IND NO NO 是 Cons 0.221*** (30.42) 2.064*** (13.05) 2.274*** (13.03) Adj R2 0.023 0.087 0.11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与Subsidyt+1显著负相关,由于规模小的民营企业面临的现金流压力更大,缴纳所得税会增加企业承担的税负,政府有可能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给予减轻,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补助。高新企业(Gaoxin)与Subsidyt+1显著正相关,表明该类型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这与国家政策相一致。
2. 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关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从表 6 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地方经济表现(EP)与企业避税显著正相关。在消除了扰动项异方差的影响后,模型的Kleibergen-Paap LM值在1% 水平显著,Kleibergen-Paap的F值为10.249,大于10,高于15%的Stock-Yogo的临界值(8.96),表明EP是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较小(Stock和Yogo,2002)[40]。Hausman检验的P值小于0.05,表明OLS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即Ⅳ-2SLS模型优于OLS模型。
表 6 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的2SLS回归结果(N=3 199)变量 First Stage Rate Second Stage Subsidyt+1 Rate -6.609***(-3.16) EP 0.010*** (3.38) Size 0.004* (1.66) -0.074*** (-3.92) Growth 0.011*** (2.90) 0.012 (0.34) Lev -0.120*** (-9.57) -0.211 (-0.80) Magratio -0.013 (-0.53) 0.007 (0.04) Btimes 0.002*** (3.00) 0.010** (2.03) Ipo_year 0.001 (1.23) 0.008* (1.91) Gaoxin -0.020*** (-3.89) -0.075 (-1.40) YEAR 是 是 IND 是 是 Cons 0.023 (0.48) 2.355*** (6.81) Under identification tests: Kleibergen-Paap LM 10.146***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s: Kleibergen-Paap F 10.249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 15% maximal IV size 8.960 Subsidyt+1 Chi-Sq.statistics 33.510 Chi-Sq.d.f 1.000 Prob 0.000 结论 Ⅳ-2SLS模型优于OLS模型 注:R2在工具变量回归中不具有统计意义,未予汇报,下同。 从表 6 Ⅳ-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方经济表现(EP)与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本文采用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来衡量地方经济表现(EP),数值越小,表示地方经济表现越差。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对于被解释变量Subsidyt+1,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从而支持了假设2。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仍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主导着土地、政府补助、银行信贷等重要资源的分配。由于所有权性质的局限性以及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下行期,四万亿计划的实施使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之间合理避税程度的高低导致其获得的政府补助存在差异,可能使减少合理避税成为民营企业寻租的新工具。
五、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从变更模型、替换变量、企业异质性分析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① 由于篇幅所限,变更模型与替换变量的测试结果不在文内进行展示,结果备索。
(一) 变更模型
在主模型中采用Ⅳ-2SLS模型验证假设2,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GMM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主假设中,我们采用Ⅳ-2SLS模型分析财政压力、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三者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模型设定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从而使Ⅳ-2SLS的估计结果有偏,此处使用GMM方法进行进一步的估计。结果与前文Ⅳ-2SLS模型一致,从而支持了假设2,表明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
(二) 替换变量
1.替换政府补助衡量指标
借鉴陈冬等(2016)[1]的做法,以Subsidy2=第t+1年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第t+1年净利润,对企业未来期间获取的政府补助进行度量。替换政府补助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相似。在OLS多元回归结果中,无论是单变量回归还是控制了企业规模等一系列变量后的多元变量回归,被解释变量Subsidy2、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在IV-2SLS回归结果中,地方经济表现(EP)与企业避税(Rate)显著正相关,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与Subsidy2显著负相关,从而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
2.替换地方经济表现衡量指标
考虑到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多地经营,避税行为自然也发生在各地,仅采用上市公司注册地的地方经济表现,探究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三者间的关系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本部分采用上市公司前三大子公司注册地的地方经济表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地方经济表现的替换变量,以EP2表示。结果显示地方经济表现(EP2)与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被解释变量Subsidyt+1、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支持了假设2,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
(三) 异质性检验
为了探究不同情境中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的关系,本文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具体而言,分析了企业减少避税的动机,并从宏观(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中观(企业的“羊群效应”)、微观(企业经营状况)角度探究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的关系,以进一步加深读者对政府和民营企业互惠关系的理解。
1.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的动机: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还是在资本市场获得超额回报
上文理论分析中指出,民营企业主动减少合理避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民营企业希望通过减少避税的方式进行寻租,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树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从而帮助其在未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二是民营企业希望通过多缴纳所得税的方式,显示其经营状况良好、拥有充足的资金,从而在资本市场中获得更好表现。实证研究部分则对民营企业减少避税是否可以帮助其在未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进行探讨。本部分将对民营企业避税与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具体而言,以民营企业的超额年回报率(企业股票年回报率与市场年回报率之差)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模型(2)和模型(3),分别进行OLS和Ⅳ-2SLS回归。若回归结果中民营企业超额年回报率与企业避税显著负相关,则说明民营企业减少避税可以帮助其在资本市场获得超额回报,民营企业对于减少避税具有多重动机,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在未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
表 7列示了相关回归结果。从第(1)列OLS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从第(3)列2SLS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企业合理避税程度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民营企业在经济下行和财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减少合理避税并不能帮助其在资本市场获得超额回报。因此,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在资本市场获得超额回报,更可能是为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
表 7 民营企业动机的异质性检验变量 OLS Ⅳ-2SLS (1) (2) (3) Excess_return First Stage Rate Second Stage Excess_return Rate 0.353*** (5.44) 1.200 (1.08) EP 0.010*** (3.38) Size -0.043*** (-5.00) 0.004* (1.66) -0.047*** (-4.67) Growth 0.095***(7.03) 0.011*** (2.90) 0.086*** (4.82) Lev 0.155*** (3.32) -0.120*** (-9.57) 0.255* (1.83) Magratio -0.123 (-1.31) -0.013 (-0.53) -0.113 (-1.17) Btimes 0.006*** (3.05) 0.002*** (3.00) 0.005* (1.83) Ipo_year -0.003 (-1.35) 0.001 (1.23) -0.003 (-1.43) Gaoxin 0.025 (1.32) -0.020*** (-3.89) 0.041 (1.45)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0.758***(4.24) 0.023 (0.48) 0.747*** (4.08) Adj R2 0.049 0.059 2. 基于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分组的异质性检验
前述研究假设2的理论分析中提到,地方经济表现越差,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民营企业越会减少合理避税,其未来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本文根据样本中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gdp)的中位数进行分组,若样本的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大于中位数,为组1;低于中位数,为组2。如果组1中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组2中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不显著,则进一步检验了假设2。
从表 8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财政赤字大的样本组,Rate与获取的政府补助显著负相关;而在财政赤字小的样本组,Rate的系数并不显著。该回归结果进一步检验了假设2,表明民营企业行为受宏观环境的影响,经济下行和财政压力增大成为民营企业违背“理性经济人”假设,多缴纳所得税进而获取政府补助的驱动力。
表 8 基于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分组的异质性检验变量 财政赤字大 财政赤字小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 (2) (3) (4) Rate Subsidyt+1 Rate Subsidyt+1 Rate -5.241*** (-2.93) -6.376 (-0.73) EP 0.014*** (3.30) 0.006 (0.78) Size 0.003 (0.75) -0.082*** (-3.98) 0.004 (1.09) -0.081** (-2.08) Growth 0.010** (2.05) -0.003 (-0.08) 0.015*** (2.57) 0.026 (0.18) Lev -0.110*** (-5.72) -0.055 (-0.24) -0.127*** (-7.41) -0.190 (-0.17) Magratio 0.020 (0.41) 0.344 (1.19) -0.028 (-0.91) -0.102 (-0.31) Btimes 0.002*** (2.90) 0.012* (1.95) 0.001 (1.40) 0.007 (0.56) Ipo_year 0.001 (0.94) 0.007 (1.31) 0.001 (1.34) 0.011 (1.11) Gaoxin -0.029*** (-4.04) -0.076 (-1.21) -0.012 (-1.48) -0.038 (-0.32) YEAR 是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是 Cons 0.033 (0.48) 2.339*** (5.74) 0.060 (0.73) 2.489*** (3.12) N 1 600 1 600 1 599 1 599 Kleibergen-Paap LM 10.231*** 0.657 Kleibergen-Paap F值 10.258 0.647 3.企业行为与行业表现相悖的异质性检验
一般而言,企业中存在着“羊群效应”,即企业往往会选择跟随行业的行为,不愿意选择对于同行业而言过于保守或激进的行为。如果民营企业的避税行为与行业均值产生较大的偏离,该行为背后应该存在某种动机,可能当企业避税行为与行业的偏离很大时,该企业更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因而减少合理避税更能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因此,首先计算民营企业避税行为偏离程度(企业合理避税程度-行业均值)的绝对值;其次,根据民营企业避税行为偏离程度的绝对值的中位数进行分组,若样本的避税行为偏离程度的绝对值大于中位数,为组1,代表样本企业的异质性强;小于中位数,为组2,代表样本企业选择跟随行业行为作出决策。如果组1中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与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均显著相关,组2中Rate与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没有显著关系,则说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与行业行为的异质性会对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产生影响。
从表 9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异质性强的样本组,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异质性弱的样本组,Rate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特立独行”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关注,也更能通过在地方经济表现差时减少合理避税的方式,帮助其在未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
表 9 企业行为与行业表现相悖的异质性检验变量 异质性强 异质性弱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 (2) (3) (4) Rate Subsidyt+1 Rate Subsidyt+1 Rate -4.446*** (-3.03) -103.070 (-0.37) EP 0.019*** (3.46) 0.001 (0.37) Size 0.005 (1.07) -0.087*** (-3.68) 0.001 (0.96) 0.024 (0.09) Growth 0.021*** (2.96) 0.013 (0.28) 0.000 (0.23) 0.003 (0.02) Lev -0.206*** (-8.65) -0.282 (-0.88) -0.010** (-2.14) -0.684 (-0.24) Magratio -0.031 (-0.60) -0.043 (-0.16) -0.000 (-0.10) -0.008 (-0.01) Btimes 0.003*** (2.62) 0.008 (1.23) 0.000* (1.84) 0.041 (0.38) Ipo_year 0.001 (0.58) 0.006 (1.04) 0.000* (1.67) 0.038 (0.38) Gaoxin -0.036*** (-3.77) -0.046 (-0.68) 0.001 (0.19) 0.084 (0.34) YEAR 是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是 Cons 0.039 (0.43) 2.586*** (5.62) 0.051*** (2.67) 6.777 (0.48) N 1 596 1 596 1 603 1 603 Kleibergen-Paap LM 11.662*** 0.114 Kleibergen-Paap F值 11.744 0.112 4. 企业行为与盈利能力相悖的异质性检验
上文述及,实践中民营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转型升级等困难,因此,其更有动机通过减少合理避税的方式进行寻租,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较于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在资本市场获得优质资源,面临的融资约束也较小。因此,本文根据样本中民营企业税前利润的中位数进行分组,若样本的税前利润大于中位数,为组1,表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低于中位数,为组2。如果组1中企业避税与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没有显著关系,而组2中企业避税与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负相关,则说明民营企业经营状况会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以及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产生影响。
从表 10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经营状况好的样本组,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系数并不显著;而在经营状况差的样本组,Rat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较于经营状况好的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差的企业更需要通过在地方经济表现差时减少合理避税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以缓解其面临的融资困境。
表 10 企业行为与盈利能力相悖的异质性检验变量 经营状况好 经营状况差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 (2) (3) (4) Rate Subsidyt+1 Rate Subsidyt+1 Rate 30.554 (0.21) -4.706*** (-3.27) EP -0.001 (-0.21) 0.019*** (4.06) Size 0.002 (0.56) -0.048 (-0.18) -0.031*** (-6.32) -0.208*** (-3.98) Growth 0.003 (1.08) -0.114 (-0.22) 0.018** (2.04) -0.052 (-0.89) Lev -0.052*** (-3.72) 1.793 (0.23) -0.102*** (-4.75) 0.119 (0.63) Magratio 0.041 (1.24) -1.262 (-0.21) -0.025 (-0.66) -0.009 (-0.04) Btimes 0.001*** (2.58) -0.043 (-0.21) 0.002 (1.45) 0.009 (1.37) Ipo_year 0.002*** (2.93) -0.059 (-0.22) 0.000 (0.17) 0.012** (2.12) Gaoxin -0.023*** (-4.58) 0.736 (0.21) -0.012 (-1.29) 0.060 (1.08) YEAR 是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是 Cons 0.054 (0.85) -1.657 (-0.20) 0.759*** (7.43) 5.015*** (4.15) N 1 596 1 596 1 603 1 603 Kleibergen-Paap LM 0.043 15.527*** Kleibergen-Paap F值 0.042 15.869 六、 进一步讨论
(一) 企业避税对政府补助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声誉
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减少避税、树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形象获得较高声誉,从而帮助其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借鉴周丽萍等(2016)[41]的研究,考虑到商誉较高的企业往往拥有较多的商标等,本文采用无形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企业声誉,对减少避税对政府补助影响的中介机制进行探究。中介效应模型设计如下:
$$ \begin{gathered} { Subsid } y_{i, t+1}=\alpha_{1}+\alpha_{2} { Rate }_{i, t}+\alpha_{3} { Size }_{i, t}+\alpha_{4} { Growth }_{i, t}+\alpha_{5} \operatorname{Lev}_{i, t}+\alpha_{6} { Magratio }_{i, t}+ \\ \alpha_{7} { Btimes }_{i, t}+\alpha_{8} { Ipo\_year }_{i, t}+\alpha_{9} { Gaoxin }_{i, t}+Y E A R+I N D+\varepsilon \end{gathered} $$ (5) $$ \begin{gathered} { Reputaion }_{i, t}=\delta_{1}+\delta_{2} { Rate }_{i, t}+\delta_{3} { Size }_{i, t}+\delta_{4} { Growth }_{i, t}+\delta_{5} { Lev }_{i, t}+\delta_{6} { Magratio }_{i, t}+ \\ \delta_{7} { Btimes }_{i, t}+\delta_{8} { Ipo\_year }_{i, t}+\delta_{9} { Gaoxin }_{i, t}+Y E A R+I N D+\tau \end{gathered} $$ (6) $$ \begin{gathered} { Subsidy }_{i, t+1}=\theta_{1}+\theta_{2} { Rate }_{i, t}+\theta_{3} { Reputation }_{i, t}+\theta_{4} { Size }_{i, t}+\theta_{5} { Growth }_{i, t}+\theta_{6} \operatorname{Lev}_{i, t}+ \\ \theta_{7} { Magratio }_{i, t}+\theta_{8} { Btimes }_{i, t}+\theta_{9} { Ipo\_year }_{i, t}+\theta_{10} { Gaoxin }_{i, t}+Y E A R+I N D+o \end{gathered} $$ (7) 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列示于表 11。可以看出,企业避税(Rate)与政府补助(Subsidyt+1)、声誉(Reputation)显著负相关,表明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声誉越高。从列(3)可以看出,声誉(Reputa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企业避税(Rate)的系数显著为负。同时,Sobel检验的z值为2.05,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减少避税增加企业声誉,进而帮助其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表 11 基于声誉的中介机制检验变量 (1) (2) (3) Subsidyt+1 Reputation Subsidyt+1 Rate -0.480*** (-7.55) -0.020*** (-2.96) -0.470*** (-7.40) Reputation 0.470*** (2.85) Size -0.100*** (-11.91) -0.006*** (-6.76) -0.098*** (-11.49) Growth -0.052*** (-3.91) -0.001 (-0.46) -0.051*** (-3.89) Lev 0.513*** (11.26) -0.001 (-0.16) 0.513*** (11.28) Magratio 0.079 (0.86) -0.004 (-0.36) 0.080 (0.88) Btimes 0.001 (0.46) 0.001*** (5.64) 0.000 (0.17) Ipo_year 0.006*** (2.89) 0.001** (2.27) 0.006*** (2.78) Gaoxin 0.038** (2.07) -0.003 (-1.40) 0.040** (2.14)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1.855*** (9.76) 0.157*** (7.65) 1.782*** (9.30) Adj R2 0.115 0.113 0.117 (二)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纠偏机制
上文的分析揭示了民营企业在产权经济不平等困境中所采取的发展策略与路径,即民营企业有可能会将减少合理避税作为一种寻租手段,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来获得更多的补助。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提倡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并不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寻租来追求经济利益。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来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呢?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否对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形成纠偏机制从而展现制度优势特征?下文尝试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入手,构建混合所有制制度优势对民营企业在地方经济表现下滑、财政压力增大的制度环境下,通过多缴所得税获得政府补助行为的纠偏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其后,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以及创造的社会效益。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促进其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绩效。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其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获得国有资本才能拥有的部分优势,如政治资源、信贷优势、进入垄断性行业等,继而缓解融资困境(罗进辉,2013)[42],而不必通过减少避税进行寻租的方式获得优质资源。因此,本文采用民营企业中国有股东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纠偏机制进行分析。Hungai1=民营企业2~10名大股东中国有股东的比例,Hungai2=民营企业2~5名大股东中国有股东的比例。考虑到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对于企业避税和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关系的调节作用可能是曲线而非线性的,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Hungai)2作为调节变量进行2SLS回归。相关带调节项的Ⅳ-2SLS模型设定如下:
第一阶段:
$$ \begin{gathered} { Rate }_{i, t}=\beta_{1}+\beta_{2} E P_{t}+\beta_{3} E P_{t} \times\left( { Hungai }_{i, t}\right)^{2}+\beta_{4} { Hungai }_{i, t}+\beta_{5}\left( { Hungai }_{i, t}\right)^{2}+\beta_{6} { Size }_{i, t}+ \\ \beta_{7} { Growth }_{i, t}+\beta_{8} { Lev }_{i, t}+\beta_{9} { Magratio }_{i, t}+\beta_{10} { Btimes }_{i, t}+\beta_{11} { Ipo\_year }_{i, t}+\beta_{12} { Gaoxin }_{i}+ \\ Y E A R+I N D+\iota_{i, t} \end{gathered} $$ (8) $$ \begin{gathered} { Rate }_{i, t} \times\left( { Hungai }_{i, t}\right)^{2}=\chi_{1}+\chi_{2} E P_{t}+\chi_{3} E P_{t} \times\left( { Hungai }_{i, t}\right)^{2}+\chi_{4} H \mu n g a i_{i, t}+\chi_{5}\left( { Hungai }_{i, t}\right)^{2}+ \\ \chi_{6} { Size }_{i, t}+\chi_{7} { Growth }_{i, t}+\chi_{8} { Lev }_{i, t}+\chi_{9} { Magratio }_{i, t}+\chi_{10} { Btimes }_{i, t}+ \\ \chi_{11} { Ipo\_year }_{i, t}+\chi_{12} { Gaoxin }_{i}+Y E A R+I N D+\psi_{i, t} \end{gathered} $$ (9) 根据模型(8)(9)所估计的Rate和Rate×(Hungai)2的拟合值作为自变量进行第二阶段回归:
$$ \begin{gathered} S u b s i d y_{i, t+1}=\mu_{1}+\mu_{2} { Rate }_{i, t}+\mu_{3} { Rate }_{i, t} \times\left( { Hungai }_{i, t}\right)^{2}+\mu_{4} { Hungai }_{i, t}+\mu_{5}\left( { Hungai }_{i, t}\right)^{2}+ \\ \mu_{6} { Size }_{i, t}+\mu_{7} { Growth }_{i, t}+\mu_{8} \operatorname{Lev}_{i, t}+\mu_{9} { Magratio }_{i, t}+\mu_{10} { Btimes }_{i, t}+ \\ \mu_{11} { Ipo\_year }_{i, t}+\mu_{12} { Gaoxin }_{i}+Y E A R+I N D+\zeta_{i, t} \end{gathered} $$ (10) 表 12分别列示了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Hungai1)2和(Hungai2)2作为调节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被解释变量Subsidyt+1,企业合理避税程度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交乘项Rate×(Hungai1)2、Rate×(Hungai2)2的系数在5%显著为正,表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确可以抑制假设2提出的“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会越多”的关系。
表 12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讨论变量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Rate (2)Rate×(Hungai1)2 (3)Subsidyt+1 Rate -6.940*** (-3.04) Rate×(Hungai1)2 130.507** (2.29) EP 0.010*** (3.39) 0.000 (1.47) EP×(Hungai1)2 1.273*** (3.04) 0.077*** (29.74) Hungai1 -0.040 (-0.25) 0.008*** (8.38) -0.405 (-0.32) (Hungai1)2 -0.696 (-0.97) -0.086*** (-19.48) 3.652 (0.60) Size 0.004* (1.68) 0.000** (2.16) -0.077*** (-3.95) Growth 0.012*** (3.12) 0.000** (2.18) 0.012 (0.34) Lev -0.122*** (-9.73) -0.000 (-1.57) -0.246 (-0.86) Magratio -0.013 (-0.52) 0.000 (0.29) -0.004 (-0.02) Btimes 0.002*** (2.85) -0.000** (-2.54) 0.011** (2.05) Ipo_year 0.001 (1.33) -0.000 (-1.24) 0.009** (1.99) Gaoxin -0.021*** (-4.01) -0.000* (-1.67) -0.081 (-1.42)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0.026 (0.52) -0.001 (-1.61) 2.438*** (6.69) Kleibergen-Paap LM 9.593*** Kleibergen-Paap F值 4.831 变量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Rate (2)Rate×(Hungai2)2 (3)Subsidyt+1 Rate -6.931*** (-3.05) Rate×(Hungai2)2 134.550** (2.36) EP 0.010*** (3.39) 0.000 (1.34) EP×(Hungai2)2 1.329*** (3.08) 0.079*** (31.32) Hungai2 0.033 (0.18) 0.011*** (9.99) 0.132 (0.10) (Hungai2)2 -1.049 (-1.29) -0.100*** (-21.11) 1.878 (0.28) Size 0.004* (1.66) 0.000** (2.19) -0.077*** (-3.99) Growth 0.011*** (3.08) 0.000** (2.39) 0.011 (0.32) Lev -0.122*** (-9.70) -0.001 (-1.47) -0.245 (-0.86) Magratio -0.013 (-0.52) 0.000 (0.23) -0.002 (-0.01) Btimes 0.002*** (2.84) -0.000*** (-2.77) 0.011** (2.06) Ipo_year 0.001 (1.30) -0.000 (-1.43) 0.009** (1.97) Gaoxin -0.021*** (-4.03) -0.000 (-1.38) -0.082 (-1.45)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0.027 (0.54) -0.001 (-1.58) 2.439*** (6.70) Kleibergen-Paap LM 9.640*** Kleibergen-Paap F值 4.857 关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从表 12中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方经济表现EP、地方经济表现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交乘项EP×(Hungai)2系数均显著为正。在消除了扰动项异方差的影响后,模型的Kleibergen-Paap LM值均在1%水平显著,Kleibergen-Paap的F值均高于15%的Stock-Yogo的临界值(4.58),说明EP、EP×(Hungai)2是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较小(Stock和Yogo,2002)[40]。
七、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地方经济表现下滑和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分析民营企业将减少合理避税作为一种寻租手段对其未来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探究民营企业可以仅仅依靠减少避税就能在未来获得更多政府补助背后的逻辑,并进一步分析了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上述关系的反向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有助于其未来获取更多的补助。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减少合理避税的方式,树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公众形象、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从而帮助其在未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2)当民营企业因为地方经济表现下滑而承担额外的税负,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后,作为回报,政府会帮助民营企业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此时,民营企业虽然牺牲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却获得了长期经济利益的流入。(3)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减少避税获得更高声誉,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多补助。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可以对“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会越多”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反向作用。
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努力构建“亲”“清”型政企关系,减少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帮助民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应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表 1 主要变量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 Subsidyt+1 第t+1年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第t年利润总额 解释变量 合理避税程度 Rate 名义所得税率-实际所得税率,其中实际所得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工具变量 地方经济表现 EP 各省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营业收入成长性 Growth (第t年营业收入-第t-1年营业收入)/第t-1年营业收入 财务杠杆 Lev 年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高管持股比例 Magratio 高管持股总数/企业期末总股数 董事会会议次数 Btimes 当年企业召开的董事会次数 上市年数 Ipo_year 企业上市年数 高新企业 Gaoxin 高新技术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年份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ND 行业虚拟变量 表 2 2008—2018年观测样本统计情况
个、% 类型 合理避税情况 地方经济表现 企业资质 合理避税程度为正 合理避税程度为负 地方经济表现差 地方经济表现好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样本数 1 750 1 449 1 726 1 473 2 020 1 179 比例 54.70 45.30 53.95 46.05 63.14 36.86 类型 股票市场 行业 主板沪市 主板深市 中小板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其他行业 样本数 1 380 746 1 073 2 167 206 183 643 比例 43.14 23.32 33.54 67.74 6.44 5.72 20.10 注: 观测样本数N为3 199个。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Subsidyt+1 0.222 0.001 2.821 0.083 Rate -0.001 -0.434 0.245 0.006 EP 0.000 -3.121 0.824 0.219 Size 21.975 19.689 24.903 21.934 Growth 0.226 -0.426 4.095 0.127 Lev 0.456 0.060 0.860 0.458 Magratio 0.039 0.000 0.409 0.000 Btimes 9.877 4.000 24.000 9.000 Ipo_year 11.706 1.000 26.000 12.000 Gaoxin 0.631 0.000 1.000 1.000 表 4 相关性分析
变量 Subsidyt+1 Rate Size Growth Lev Magratio Btimes Ipo_year Gaoxin Subsidyt+1 1.000 Rate -0.151*** 1.000 Size -0.166*** -0.035* 1.000 Growth -0.091*** 0.045** 0.103*** 1.000 Lev 0.089*** -0.172*** 0.402*** 0.075*** 1.000 Magratio 0.027 -0.017 -0.166*** 0.001 -0.139*** 1.000 Btimes -0.051*** 0.019 0.343*** 0.102*** 0.227*** -0.020 1.000 Ipo_year -0.035* 0.012 0.442*** 0.021 0.170*** -0.383*** 0.199*** 1.000 Gaoxin 0.074*** -0.053** -0.165*** -0.026 -0.209*** 0.257*** -0.066*** -0.437*** 1.000 注: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 5 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的OLS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Subsidyt+1 Subsidyt+1 Subsidyt+1 Rate -0.559*** (-8.65) -0.445*** (-6.97) -0.480*** (-7.55) Size -0.099*** (-12.45) -0.100*** (-11.91) Growth -0.055*** (-4.19) -0.052*** (-3.91) Lev 0.418*** (9.64) 0.513*** (11.26) Magratio 0.103 (1.19) 0.079 (0.86) Btimes -0.001 (-0.41) 0.001 (0.46) Ipo_year 0.008*** (4.89) 0.006*** (2.89) Gaoxin 0.087*** (5.27) 0.038** (2.07) YEAR NO NO 是 IND NO NO 是 Cons 0.221*** (30.42) 2.064*** (13.05) 2.274*** (13.03) Adj R2 0.023 0.087 0.11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6 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的2SLS回归结果(N=3 199)
变量 First Stage Rate Second Stage Subsidyt+1 Rate -6.609***(-3.16) EP 0.010*** (3.38) Size 0.004* (1.66) -0.074*** (-3.92) Growth 0.011*** (2.90) 0.012 (0.34) Lev -0.120*** (-9.57) -0.211 (-0.80) Magratio -0.013 (-0.53) 0.007 (0.04) Btimes 0.002*** (3.00) 0.010** (2.03) Ipo_year 0.001 (1.23) 0.008* (1.91) Gaoxin -0.020*** (-3.89) -0.075 (-1.40) YEAR 是 是 IND 是 是 Cons 0.023 (0.48) 2.355*** (6.81) Under identification tests: Kleibergen-Paap LM 10.146***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s: Kleibergen-Paap F 10.249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 15% maximal IV size 8.960 Subsidyt+1 Chi-Sq.statistics 33.510 Chi-Sq.d.f 1.000 Prob 0.000 结论 Ⅳ-2SLS模型优于OLS模型 注:R2在工具变量回归中不具有统计意义,未予汇报,下同。 表 7 民营企业动机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OLS Ⅳ-2SLS (1) (2) (3) Excess_return First Stage Rate Second Stage Excess_return Rate 0.353*** (5.44) 1.200 (1.08) EP 0.010*** (3.38) Size -0.043*** (-5.00) 0.004* (1.66) -0.047*** (-4.67) Growth 0.095***(7.03) 0.011*** (2.90) 0.086*** (4.82) Lev 0.155*** (3.32) -0.120*** (-9.57) 0.255* (1.83) Magratio -0.123 (-1.31) -0.013 (-0.53) -0.113 (-1.17) Btimes 0.006*** (3.05) 0.002*** (3.00) 0.005* (1.83) Ipo_year -0.003 (-1.35) 0.001 (1.23) -0.003 (-1.43) Gaoxin 0.025 (1.32) -0.020*** (-3.89) 0.041 (1.45)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0.758***(4.24) 0.023 (0.48) 0.747*** (4.08) Adj R2 0.049 0.059 表 8 基于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分组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财政赤字大 财政赤字小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 (2) (3) (4) Rate Subsidyt+1 Rate Subsidyt+1 Rate -5.241*** (-2.93) -6.376 (-0.73) EP 0.014*** (3.30) 0.006 (0.78) Size 0.003 (0.75) -0.082*** (-3.98) 0.004 (1.09) -0.081** (-2.08) Growth 0.010** (2.05) -0.003 (-0.08) 0.015*** (2.57) 0.026 (0.18) Lev -0.110*** (-5.72) -0.055 (-0.24) -0.127*** (-7.41) -0.190 (-0.17) Magratio 0.020 (0.41) 0.344 (1.19) -0.028 (-0.91) -0.102 (-0.31) Btimes 0.002*** (2.90) 0.012* (1.95) 0.001 (1.40) 0.007 (0.56) Ipo_year 0.001 (0.94) 0.007 (1.31) 0.001 (1.34) 0.011 (1.11) Gaoxin -0.029*** (-4.04) -0.076 (-1.21) -0.012 (-1.48) -0.038 (-0.32) YEAR 是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是 Cons 0.033 (0.48) 2.339*** (5.74) 0.060 (0.73) 2.489*** (3.12) N 1 600 1 600 1 599 1 599 Kleibergen-Paap LM 10.231*** 0.657 Kleibergen-Paap F值 10.258 0.647 表 9 企业行为与行业表现相悖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异质性强 异质性弱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 (2) (3) (4) Rate Subsidyt+1 Rate Subsidyt+1 Rate -4.446*** (-3.03) -103.070 (-0.37) EP 0.019*** (3.46) 0.001 (0.37) Size 0.005 (1.07) -0.087*** (-3.68) 0.001 (0.96) 0.024 (0.09) Growth 0.021*** (2.96) 0.013 (0.28) 0.000 (0.23) 0.003 (0.02) Lev -0.206*** (-8.65) -0.282 (-0.88) -0.010** (-2.14) -0.684 (-0.24) Magratio -0.031 (-0.60) -0.043 (-0.16) -0.000 (-0.10) -0.008 (-0.01) Btimes 0.003*** (2.62) 0.008 (1.23) 0.000* (1.84) 0.041 (0.38) Ipo_year 0.001 (0.58) 0.006 (1.04) 0.000* (1.67) 0.038 (0.38) Gaoxin -0.036*** (-3.77) -0.046 (-0.68) 0.001 (0.19) 0.084 (0.34) YEAR 是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是 Cons 0.039 (0.43) 2.586*** (5.62) 0.051*** (2.67) 6.777 (0.48) N 1 596 1 596 1 603 1 603 Kleibergen-Paap LM 11.662*** 0.114 Kleibergen-Paap F值 11.744 0.112 表 10 企业行为与盈利能力相悖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经营状况好 经营状况差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 (2) (3) (4) Rate Subsidyt+1 Rate Subsidyt+1 Rate 30.554 (0.21) -4.706*** (-3.27) EP -0.001 (-0.21) 0.019*** (4.06) Size 0.002 (0.56) -0.048 (-0.18) -0.031*** (-6.32) -0.208*** (-3.98) Growth 0.003 (1.08) -0.114 (-0.22) 0.018** (2.04) -0.052 (-0.89) Lev -0.052*** (-3.72) 1.793 (0.23) -0.102*** (-4.75) 0.119 (0.63) Magratio 0.041 (1.24) -1.262 (-0.21) -0.025 (-0.66) -0.009 (-0.04) Btimes 0.001*** (2.58) -0.043 (-0.21) 0.002 (1.45) 0.009 (1.37) Ipo_year 0.002*** (2.93) -0.059 (-0.22) 0.000 (0.17) 0.012** (2.12) Gaoxin -0.023*** (-4.58) 0.736 (0.21) -0.012 (-1.29) 0.060 (1.08) YEAR 是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是 Cons 0.054 (0.85) -1.657 (-0.20) 0.759*** (7.43) 5.015*** (4.15) N 1 596 1 596 1 603 1 603 Kleibergen-Paap LM 0.043 15.527*** Kleibergen-Paap F值 0.042 15.869 表 11 基于声誉的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Subsidyt+1 Reputation Subsidyt+1 Rate -0.480*** (-7.55) -0.020*** (-2.96) -0.470*** (-7.40) Reputation 0.470*** (2.85) Size -0.100*** (-11.91) -0.006*** (-6.76) -0.098*** (-11.49) Growth -0.052*** (-3.91) -0.001 (-0.46) -0.051*** (-3.89) Lev 0.513*** (11.26) -0.001 (-0.16) 0.513*** (11.28) Magratio 0.079 (0.86) -0.004 (-0.36) 0.080 (0.88) Btimes 0.001 (0.46) 0.001*** (5.64) 0.000 (0.17) Ipo_year 0.006*** (2.89) 0.001** (2.27) 0.006*** (2.78) Gaoxin 0.038** (2.07) -0.003 (-1.40) 0.040** (2.14)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1.855*** (9.76) 0.157*** (7.65) 1.782*** (9.30) Adj R2 0.115 0.113 0.117 表 12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讨论
变量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Rate (2)Rate×(Hungai1)2 (3)Subsidyt+1 Rate -6.940*** (-3.04) Rate×(Hungai1)2 130.507** (2.29) EP 0.010*** (3.39) 0.000 (1.47) EP×(Hungai1)2 1.273*** (3.04) 0.077*** (29.74) Hungai1 -0.040 (-0.25) 0.008*** (8.38) -0.405 (-0.32) (Hungai1)2 -0.696 (-0.97) -0.086*** (-19.48) 3.652 (0.60) Size 0.004* (1.68) 0.000** (2.16) -0.077*** (-3.95) Growth 0.012*** (3.12) 0.000** (2.18) 0.012 (0.34) Lev -0.122*** (-9.73) -0.000 (-1.57) -0.246 (-0.86) Magratio -0.013 (-0.52) 0.000 (0.29) -0.004 (-0.02) Btimes 0.002*** (2.85) -0.000** (-2.54) 0.011** (2.05) Ipo_year 0.001 (1.33) -0.000 (-1.24) 0.009** (1.99) Gaoxin -0.021*** (-4.01) -0.000* (-1.67) -0.081 (-1.42)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0.026 (0.52) -0.001 (-1.61) 2.438*** (6.69) Kleibergen-Paap LM 9.593*** Kleibergen-Paap F值 4.831 变量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1)Rate (2)Rate×(Hungai2)2 (3)Subsidyt+1 Rate -6.931*** (-3.05) Rate×(Hungai2)2 134.550** (2.36) EP 0.010*** (3.39) 0.000 (1.34) EP×(Hungai2)2 1.329*** (3.08) 0.079*** (31.32) Hungai2 0.033 (0.18) 0.011*** (9.99) 0.132 (0.10) (Hungai2)2 -1.049 (-1.29) -0.100*** (-21.11) 1.878 (0.28) Size 0.004* (1.66) 0.000** (2.19) -0.077*** (-3.99) Growth 0.011*** (3.08) 0.000** (2.39) 0.011 (0.32) Lev -0.122*** (-9.70) -0.001 (-1.47) -0.245 (-0.86) Magratio -0.013 (-0.52) 0.000 (0.23) -0.002 (-0.01) Btimes 0.002*** (2.84) -0.000*** (-2.77) 0.011** (2.06) Ipo_year 0.001 (1.30) -0.000 (-1.43) 0.009** (1.97) Gaoxin -0.021*** (-4.03) -0.000 (-1.38) -0.082 (-1.45) YEAR 是 是 是 IND 是 是 是 Cons 0.027 (0.54) -0.001 (-1.58) 2.439*** (6.70) Kleibergen-Paap LM 9.640*** Kleibergen-Paap F值 4.857 -
[1] 陈冬, 孔墨奇, 王红建.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 管理世界, 2016(5): 46-6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LSJ201605008.htm [2] VEGH C A, VULETIN G. How is tax policy conducted over the business cycl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7(3): 327-370. doi: 10.1257/pol.20120218 [3] CHEN S X. 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47: 62-76. doi: 10.1016/j.jpubeco.2017.01.001 [4] DANG D, FANG H, HE M.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ax quotas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56: 101303. doi: 10.1016/j.chieco.2019.101303 [5] DESAI M A, DYCK A, ZINGALES L. Theft and tax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3): 591-623. doi: 10.1016/j.jfineco.2006.05.005 [6] KLASSEN K J, LAPLANTE S K. Are 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ecoming more aggressive income shift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50(5): 1245-1285. doi: 10.1111/j.1475-679X.2012.00463.x [7] RICHARDSON G, TAYLOR G, LANIS R.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istres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spann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Australia[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 44: 44-53. doi: 10.1016/j.econmod.2014.09.015 [8] ARMSTRONG C S, BLOUIN J L, LARCKER D F. The incentives for tax plann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2, 53(1-2): 391-411. doi: 10.1016/j.jacceco.2011.04.001 [9] LAI S, LI Z, YANG Y G. East, west, home's best: do local CEOs behave less myopicall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0, 95(2): 227-255. doi: 10.2308/accr-52555 [10] MCGUIRE S T, WANG D, WILSON R J. Dual class ownership and tax avoid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4, 89(4): 1487-1516. doi: 10.2308/accr-50718 [11] KOVERMANN J, VELTE P.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2019, 36: 100270. doi: 10.1016/j.intaccaudtax.2019.100270 [12] GRAHAM J R, TUCKER A L. Tax shelters and corporate debt polic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1(3): 563-594. doi: 10.1016/j.jfineco.2005.09.002 [13] PHILLIPS J D. Corporate tax-planning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compensation-based incentiv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78(3): 847-874. doi: 10.2308/accr.2003.78.3.847 [14]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1): 145-179. doi: 10.1016/j.jfineco.2005.02.002 [15] HANLON M, SLEMROD J. What does tax aggressiveness signal? evidence from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news about tax shelter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1-2): 126-141. doi: 10.1016/j.jpubeco.2008.09.004 [16] BLAUFUS K, MÖHLMANN A, SCHWÄBE A N.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news about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9, 72: 278-292. doi: 10.1016/j.joep.2019.04.007 [17] 刘思义, 翁若宇, 杨道广. 自然灾害、财政压力与企业避税——基于台风灾害的实证分析[J]. 会计研究, 2018(3): 34-41. doi: 10.3969/j.issn.1003-2886.2018.03.005 [18] HILLMAN A J, WITHERS M C, COLLINS B J.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35(6): 1404-1427. doi: 10.1177/0149206309343469 [19] 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57-116. doi: 10.1016/j.jfineco.2004.06.010 [20] LIN K J, TAN J, ZHAO L, et al. In the name of charit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 transition economy[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 32: 327-346. doi: 10.1016/j.jcorpfin.2014.10.007 [21] HOMANS G C.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8, 63(6): 597-606. doi: 10.1086/222355 [22] CROPANZANO R, MITCHELL M 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31(6): 874-900. doi: 10.1177/0149206305279602 [23] 于文超, 李树, 袁燕. 官员更替、产权性质与企业避税[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8): 14-2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JSH201508002.htm [24] 曹伟, 程六兵, 赵璨. 地方政府换届会影响企业纳税行为吗?——来自市委书记变更的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 2016(3): 91-11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ZWH201603006.htm [25] ARQUÉ-CASTELLS P. Persistence in r&d perform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granting of subsidies[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3, 43(3): 193-220. doi: 10.1007/s11151-013-9381-0 [26] SANTOS A. Do selected firms show higher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Portugal's innovation subsidy[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9, 50: 39-50. doi: 10.1016/j.strueco.2019.04.003 [27] LA ROCCA M, STAGLIANÒ R, LA ROCCA T, et al. Cash holdings and SME performance in Europe: the role of firm-specific and macroeconomic moderator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3(4): 1051-1078. doi: 10.1007/s11187-018-0100-y [28] LEE E, WALKER M, ZENG C. Do Chinese government subsidies affect firm value?[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4, 39(3): 149-169. doi: 10.1016/j.aos.2014.02.002 [29] HOWELL A. Picking 'winners' in China: do subsidies matter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4: 154-165. doi: 10.1016/j.chieco.2017.04.005 [30] 张根文, 邱硕, 张王飞. 强化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吗——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实证分析[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 (6): 80-8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ONG201806009.htm [31] 李奎, 张跃. 普惠性企业研发后补助政策有效吗——基于广东企业的证据[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5): 88-9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ONG201905011.htm [32] KORNAI J, MASKIN E, ROLAND G.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41(4): 1095-1136. doi: 10.1257/jel.41.4.1095 [33] SU J, HE J. Does giving lead to gett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3(1): 73-90. doi: 10.1007/s10551-009-0183-0 [34] TAKANO 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s rent-seeking opportunities: a case study on an unsolicited proposal in Lima, Peru[J]. Utilities Policy, 2017, 48: 184-194. doi: 10.1016/j.jup.2017.08.005 [35] CARROLL A 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 497-505. doi: 10.5465/amr.1979.4498296 [36] YU YI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overnment and stakeholder interactions[M]//The Global Crisis and Transformative Social Change. Basingstrok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 257-280. [37] CHEN H, TANG S, WU D, et al.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Chinese experience[J]. Available at SSRN 2640111, 2015.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40111 [38] HANLON M,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2-3): 127-178. doi: 10.1016/j.jacceco.2010.09.002 [39] 田彬彬, 范子英. 税收分成、税收努力与企业逃税——来自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6(12): 36-4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LSJ201612006.htm [40] STOCK J 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Ⅳ regression[J]. Nber Technical Working Papers, 2002, 14(1): 80-108. http://www.ams.org/mathscinet-getitem?mr=2232140 [41] 周丽萍, 陈燕, 金玉健.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声誉视角的分析解释[J]. 江苏社会科学, 2016(3): 95-10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HKX201603014.htm [42] 罗进辉. "国进民退":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J]. 金融研究, 2013(5): 99-11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RYJ201305010.htm 期刊类型引用(2)
1. 侯尚法,张微,朱德贵. 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与企业纳税行为.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6): 87-101+177 . 百度学术
2. 曹平,梁琼芬. 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战略性金融投资和投机性金融投资的中介效应分析. 工业技术经济. 2022(04): 19-27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