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文献评述与主题提出

（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时代大背景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匮乏年代到现如今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巨变过程与适应时代、适应国情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基本经济国策，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平均之比为7.65%，国内大循环居于主体地位(乔晓楠，2021)^[1]。这一过程的主要任务与特点，是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农业支撑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我国经济腾飞提供必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同时摆脱低水平的“贫困陷阱”。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经济内循环的重要体现与主要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战略。1978—2001年间，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之比的平均值为26.7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2001—2019年，该比重的平均值升至47.85%^①，国际循环的特征与格局逐渐形成。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商务部。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且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汇率摩擦频发(Chang，2002；Demiroglu，2003)^[2-3]，全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进入了递减区间(Palley，2011)^[4]，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外向型战略所形成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还带来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实体经济内部产能与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态势。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更令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不断增大，“中等收入陷阱”亦不断靠近，传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全新的挑战。

面对全球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在2020年首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其目的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优化供给结构，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切实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这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关文献评述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背景、发展路径和循环测度三个方面。

首先，从理论背景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背靠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依托经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衍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它区别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阐明了两个循环的运行机制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促机制格局(陈甬军和晏宗新，2021)^[5]。

其次，从路径研究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关键内涵为畅通经济循环。如黄群慧(2021)^[6]所总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要以国内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以持续扩大国内需求为主，不断做大经济流量；以发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具体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激发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如卢现祥和孙梦泽(2021)^[7]通过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有助于推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向内需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刘志彪(2021)^[8]认为，双循环发展模式可最大限度地消化过剩产能和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主动适应基本现代化建设中大消费时代的到来。

二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如吴华强等(2022)^[9]的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有助于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有机市场体系；杨勃等(2022)^[10]提出，推动双循环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中的经济运行堵点，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

三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如汪彬和阳镇(2022)^[11]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着眼于创新驱动、产业融合、韧性与稳定性兼具的三大价值维度，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盛朝迅(2022)^[12]、石建勋等(2022)^[13]提出，双循环构想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优化产业运行模式、增强产业链的自控力、提高产业链的治理能力为突破口，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四是深化对外开放水平。如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14]通过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循环，能更好地为国内大循环服务；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15]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重视链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搜索可利用的资源及要素，发挥国内大循环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循环与全球产业链；刘志彪(2019)^[16]则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着力点，通过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地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迈入更高阶段。

最后，从循环测度来看。已有研究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模型，以中国经济对本国最终需求依存度和对国外最终需求依存度(陈全润等，2022)^[17]、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李小平和余远，2022)^[18]、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国际循环GDP分解(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19]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参与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的相对程度。以上研究均表明，中国经济已呈现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参与程度开始下降的经济格局。

总体来看，有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视角下的理论探讨，对空间因素及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则显不足，且缺乏实践层面上的实证检验。事实上，中国空间要素的广泛性使得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时滞现象。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和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从经济的宏观层面看，高级生产要素更容易向优势区位集聚(凌永辉和刘志彪，2021)^[20]。而这也意味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区域层面形成重要枢纽具有了可能性。

（三）   研究主题：粤港澳大湾区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东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一个区域。近年来，大湾区重点推进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及协调机制建设，利用亚太主航道优势，深化彼此间的合作，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以此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制度建设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三种管理体制、四个核心城市，这一独特的制度环境，使之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内跨境湾区。经过20年的发展，大湾区已实现了从一般性合作向制度性合作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合作向水平型分工合作与垂直型分工合作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变，从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向双向融合转变，从有限领域合作向全方位深层次合作转变，从消极协同发展向积极协同发展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也因此具备了差异化制度对接、互补与协同的实践基础与能力，令其作为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有了制度保障。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范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此《规划纲要》既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一项综合性国家战略，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重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一项重要战略(方舟，2019)^[21]。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拥有国内、国际两方面的资源，以及新发展阶段重塑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空间优势，其较大的经济体量及内部的协同机制建设，使其具备了成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理想条件。

鉴此，本文将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特点，综合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条件、经济基础和战略优势，运用相关测度方法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提供检验证据，并一步探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示范区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二、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理论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肩负着支撑引领作用，承担着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使命，是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区域之一，在国家双循环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其理论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示范的基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枢纽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使其具备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示范性区域的经济基础。具体而言：粤港澳同属“一国”，有利于节约粤、港、澳三地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三地加强合作，共享各种资源和要素；分属“两制”，则有助于为对接内地及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赋能，进而可为加强湾区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层面上的便利性。总之，大湾区内的“一国两制”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重要枢纽的制度条件，对湾区内双循环的探索于全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示范性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港澳两地承接国际投资，以“前店后厂”的战略布局发挥国内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提供了经济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阔的内需和外需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是要挖掘内需，实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发展目标。而据来自国家统计据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超过8 600万人口，经济总产值达到12.6万亿元，经济规模与俄罗斯相当；出口货物总值8.94万亿元，占全国出口货物总值的20%以上^①。因而以大湾区作为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已具备了扎实的经济体量基础。

①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局、香港统计局和澳门统计局。

港澳大湾区是产业链最重要的节点地区之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打通产业链的各个堵点和节点，完善并升级我国的产业链，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电子产业等许多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重要，“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不仅是对大湾区地位重要性的形象描述，同时也说明产业链的节点地位是大湾区成为“双循环”重要枢纽的优势条件之一。它使大湾区建设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有了安全保障，同时也使大湾区得以成为我国应对境外多种风险的重要屏障。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紧密。“双循环”既包括了内循环也包括了外循环，而粤港澳大湾区自古以来就与国际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广州每年都会举办中国出口交易博览会，香港、澳门则在内地与世界的联系中充当重要的中介角色，即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国际循环的交汇点。大湾区内接内循环、外通外循环，能让“双循环”衔接更为紧密、资源配置更为高效，这也是大湾区构建“双循环”枢纽的重要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改革试点有传统、开拓创新有基础。深圳和珠海于1979年成为出口特区，1980年被提升为经济特区，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风气。目前横琴、前海和南沙也已成为自贸区。在CEPA框架下，广东对港澳地区通过更短的负面清单基本实现了三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因此，大湾区开拓新的体制机制有较好的基础和氛围，能助力其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能为全国探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提供经验和借鉴。

（二）   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价值：能辐射全国范围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区域，两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率先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将对我国整体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重要示范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率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能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地探索相关政策和形成机制，并降低这一过程的风险。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发展理论，大湾区所拥有的市场规模足以促使分工专业化和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及科技研发成本，所以大湾区的经济内循环潜力巨大。与此同时，在湾区内还可利用广东九市与港澳的跨境关系模拟国际大循环，摸索出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再于日后推广至全国，以有效降低内外制度对接的摩擦成本及整体性风险。因而，大湾区的双循环实践，对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将产生示范性意义。

大湾区具有深厚的科技经济实力，通过率先完善产业链、补齐“双循环”发展格局短板，可为全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产业链安全保障。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我国产业链实施“补链”“强链”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逆全球化的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有转向区域化和本土化的趋势，中国许多高新科技企业受此影响也被卡住了脖子。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利用湾区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率先突破卡脖子领域，将产业链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显得尤为重要。大湾区若能先行突破落后产业链的节点和堵点，建设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未来我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子就会更加顺畅。

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支点优先实现双循环，有利于梯度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双循环。粤港澳大湾区率先建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能通过湾区辐射效应及产业调整转移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链升级和合理化布局，从而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推动我国构建整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通过产业转移，还能促进产业链向湾区腹地区域及更远地区辐射，知识等具备强外部性的生产要素，也将可通过产业链关联最大化其正外部性。

大湾区实现双循环有利于高质量承接国际资源与市场，加快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重要目标是要扩大内需，而粤港澳大湾区内企业众多，湾区内外的市场需求多样化，湾区内的企业通过双循环能增强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进而增强其挖掘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在面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冲击时，湾区内的企业也将具备较好的弹性承受力和高质量的转化力，不仅有利于提升湾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调节新发展格局中双循环发展带来的时间维度或空间维度偏差，形成调节双循环运行机制的区域空间点，以此增强双循环的运行韧性，进而加快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三、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示范区的经验证据：内外循环分解与耦合关系测度

（一）   区域内外循环分解及耦合关系指标构建

1.   区域内循环水平的量化

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国内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之间须衔接通畅、协同发展，方能有效发挥并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整体效率水平。因而，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描述各环节间相互耦合以及协调发展的状况：

其中：D表示国内大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之间的耦合度，亦即区域内循环程度；C表示系统协调关系程度，C={(U₁×U₂×U₃×U₄)/(U₁+U₂+U₃+U₄)⁴)]^{$ \frac{1}{4}$}，U₁、U₂、U₃、U₄分别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协调程度；T代表四个环节的综合指数，T=ρ₁U₁+ρ₂U₂+ρ₃U₃+ρ₄U₄，ρ为综合评价指数系数，满足∑ρ=1的内生关系，研究将四个环节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即：ρ₁=ρ₂=ρ₃=ρ₄=0.25。

基于数据的适用性与可得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生产总值(GDP)、可支配收入(TDI)、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TRS)和消费水平(TC)分别反映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

2.   区域外循环水平的量化

国际循环一般主要从资本交互和商品贸易两方面来体现。资本交互选取国际直接投资存量(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来表示，商品贸易选取进口总额(TI)和出口总额(TE)来表示。考虑到指标之间存在差异性，采用熵值法对指标初始值进行优化处理，首先得到信息熵$e_j=-\frac{1}{ln (m)} \sum_{i=1}^m $$\frac{y_{i j}}{\sum_{i=1}^r y_{i j}} ln \left(\frac{y_{i j}}{\sum_{i=1}^r y_{i j}}\right) $，进而可得冗余度d_j=1-e_j及各指标的权重$W_j=\frac{d_j}{\sum_{j=1}^m d_j} $，最后得出消除了指标差异度的区域外循环水平I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Z_j表示区域外循环水平，m代表年份个数。此外，由于测算后的区域内循环程度的量纲超越了[0, 1]区间，再通过熵值法处理将其转化至[0, 1]区间，进而对耦合关系进行判断和测度。上述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  循环类型及其对应的环节与衡量指标

循环类型	循环环节	衡量指标
国内大循环	生产环节	地方生产总值(GDP)
	分配环节	可支配收入总额(TDI)
	流通环节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TRS)
	消费环节	消费支出总额(TC)
国际循环	资本交互	国际直接投资存量(FDI)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FDI)
	商品贸易	进口总额(TI)
		出口总额(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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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数据全部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鉴》《澳门统计年鉴》及EPS数据库。为便于分析，剔除了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统计重复的部分。

3.   区域内外双循环的耦合度测量

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最终得到的耦合度及熵值进行分位处理，以此确定区域内循环、区域外循环、区域内外双循环的耦合程度等级。具体评判标准见表 2。

表  2  熵值法及耦合法测度下的循环水平评判标准

熵值强度	弱	中	强
熵值区间	0.000~0.300	0.301~0.700	0.701~1.000
耦合等级	失和区	适应区	耦合区
耦合区间	0.000~0.300	0.301~0.700	0.7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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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外循环及经济联系分解结果

1.   区域内外循环分解

基于以上指标与分解方法，2010—2020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外的循环测度结果如表 3所示。可以看出：(1)区域内循环程度方面：排除2020年疫情因素的影响，2010—2019年间的区域内循环程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已达到强循环状态；区域外循环方面：以2017年为拐点，呈先升后降态势，区域外强循环同样明显。表明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充分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且经济重心向内进一步延伸的趋势已于近年出现。(2)除2017年及2020年外，2010—2020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循环水平普遍大于外循环水平，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在量上已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3)除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2010—2019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内外双循环的耦合程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自2016年以来，已基本保持在区域内外双循环的耦合区间。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在质上已呈现出内外双循环协调发展的态势。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外循环测度结果

年份	区域内循环水平	内循环强度	内循环排序	区域外循环水平	外循环强度	外循环排序	区域内外双循环耦合度	耦合度等级	耦合度排序
2010	0.010 0	弱循环	1	0.000 9	弱循环	1	0.054 9	失和区	1
2011	0.156 7	弱循环	2	0.060 4	弱循环	2	0.311 9	适应区	2
2012	0.257 4	弱循环	3	0.152 5	弱循环	3	0.445 1	适应区	3
2013	0.373 2	中循环	4	0.234 2	弱循环	4	0.543 7	适应区	4
2014	0.483 8	中循环	5	0.311 0	中循环	5	0.622 8	适应区	5
2015	0.576 3	中循环	6	0.356 1	中循环	6	0.673 1	适应区	6
2016	0.674 4	中循环	7	0.483 3	中循环	7	0.755 6	耦合区	7
2017	0.813 2	强循环	9	0.914 6	强循环	11	0.928 7	耦合区	9
2018	0.935 4	强循环	10	0.899 8	强循环	10	0.957 8	耦合区	10
2019	1.000 0	强循环	11	0.895 7	强循环	9	0.972 8	耦合区	11
2020	0.777 4	强循环	8	0.873 3	强循环	8	0.907 7	耦合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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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粤港澳大湾区已充分具备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示范区的基础和条件。

2.   区域内经济协同：珠三角对港澳的输入与输出效应

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香港和澳门一直以来承担着对外经济发展的重任。而珠三角与港澳的经济联系，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区域循环的重要要素，也是其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重要经济基础。这种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一方面是珠三角地区为港澳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是输出效应；另一方面是港澳地区向珠三角提供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是输入效应。本文以珠三角对港澳地区的出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表示区域内的输出效应水平，以珠三角对港澳的进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表示区域内的输入效应水平。表 4展示的是珠三角对港澳的输入及输出效应测度结果。

表  4  珠三角对港澳地区的输入效应及输出效应 %

年份	输出效应				输入效应
	珠三角对香港的出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澳门的出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港澳的出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香港的进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澳门的进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港澳的进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
2010	22.511 6	0.880 2	23.391 8		0.222 6	0.016 2	0.2388
2011	22.763 7	0.756 2	23.519 9		0.199 2	0.016 6	0.215 8
2012	24.356 2	0.851 3	25.207 5		0.182 5	0.025 9	0.208 4
2013	25.981 8	0.651 3	26.633 2		0.174 7	0.037 2	0.211 9
2014	20.667 6	0.527 6	21.195 2		0.186 0	0.017 0	0.203 0
2015	17.098 1	0.385 4	17.483 5		0.180 3	0.013 4	0.193 7
2016	14.669 4	0.341 6	15.011 0		0.157 1	0.009 4	0.166 5
2017	12.382 3	0.309 9	12.692 2		0.104 9	0.017 5	0.122 3
2018	11.457 2	0.224 6	11.681 7		0.108 0	0.016 0	0.124 0
2019	9.993 2	0.191 0	10.184 3		0.109 9	0.011 8	0.121 7
2020	8.885 2	0.176 0	9.061 2		0.093 8	0.011 7	0.1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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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以看出：(1)不管是区域内输出效应还是区域内输入效应，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经济联系大体均呈不断减弱的态势，表明中国过去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侧面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2)粤港澳大湾区的输出效应远大于其输入效应，说明珠三角地区通过港澳联通世界的能力更强，即在链接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方面已具备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潜力。

3.   区域外经济扩散：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内地的辐射效应

能对国内大循环产生辐射效应与带动作用，是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战略要义。基于指标的一致性及可比性考虑，采用上述研究国内大循环层面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指标及国际循环层面的商品贸易、资本交互指标，再参照黄凌翔等(2021)^[22]的研究，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反映大湾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辐射效应水平：

其中：P_i和P_j分别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常驻人口规模和中国内地常驻人口规模；O_i和O_j分别代表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经济状况，具体以表 1中各循环环节对应的衡量指标表示；D代表两地之间的距离，以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距离的平均值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内地的辐射效应测度结果如表 5所示。(1)整体来看，所有指标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上升趋势，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对国内和国际循环的辐射效应不断上升。(2)从国内大循环层面来看，生产环节的经济联系显著大于其他环节的经济联系，表明生产端是发挥辐射效应的主要来源。(3)从国际循环层面来看，资本交互保持了稳定上升趋势，商品贸易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意味着资本交互的辐射效应在作用范围上具有稳定性，而商品贸易的辐射效应在作用程度上具有显著性。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能全方位发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具备战略性价值。

表  5  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内地的辐射效应

年份	生产环节 (GDP)	分配环节 (TDI)	流通环节 (TRS)	消费环节 (TC)	资本交互 (FDI)	资本交互 (OFDI)	商品贸易 (TI)	商品贸易 (TE)
2010	2 062.11	795.25	710.81	521.00	1 013.57	886.86	428.21	1 498.40
2011	2 389.51	909.71	832.65	597.39	1139.92	1 015.60	493.26	1 543.48
2012	2 617.21	1 004.15	941.22	659.42	1 194.36	1 053.61	583.26	1 757.08
2013	2 933.41	1 103.03	1 068.86	721.95	1 273.13	1 125.03	661.10	1923.49
2014	3 183.70	1 207.00	1 199.53	787.78	1 323.18	1 117.63	838.19	2117.43
2015	3 465.98	1 290.54	1 325.43	857.11	1 329.70	1 011.66	1 008.50	2 512.74
2016	3 811.74	1 396.68	1 467.07	924.90	1 415.94	1 191.13	1 249.81	3 032.63
2017	4 246.78	1 548.54	1 632.34	1 011.32	1 567.48	1 364.05	1 652.14	4 616.61
2018	4 646.59	1 694.60	1 755.22	1 112.47	1 673.79	1 527.24	1 700.73	4 969.44
2019	5 104.34	1 812.63	1 899.45	1 195.59	1 760.08	1544.40	1 815.31	5 563.58
2020	5 632.12	1 827.54	1 936.91	1 161.72	1 967.93	1 643.29	2 032.15	7 7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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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的实现路径

所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指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商品和要素在自由贸易和互相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空间网络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点、线、面是商品和要素循环空间模式中的基本构成元素。其中，点是双循环经济活动的内聚力极化而形成的中心或节点；线是双循环过程中实现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产业链或流通渠道；面是双循环所涵盖和涉及的范围或域面，包括区域、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进程，我们应立足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积极实施以下系列举措。

（一）   以节点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难点

理论上，国内大循环的大圈与国际循环的小圈可有多个结合节点。通过建设多个平台作为单元节点，可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互联畅通成效。粤港澳双循环“点”结构的中心点，即是联结粤、港、澳三地的中心节点，这样的节点能推进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合作，促使港澳地区更好地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中。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的建设，正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节点。

1.   前海深港合作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前海合作区具有依托香港、服务内地和走向世界的优势，它是针对香港重点打造的发展平台，同时也是要在不同的制度、关税区和货币体系的结合部构建的一个发展平台，这一平台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示范和引领作用。《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要将前海合作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的试验平台，并以此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以推动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平台的建成，必将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包容性、引领性的制度架构和机制，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摸索经验。从另一方面来看，推动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重要的使命。将前海深港合作区建设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不仅能将合作区建设的各项任务串联起来形成工作指南，更重要的是，还可形成检验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标准。

2.   横琴粤澳合作区：建设珠澳经济极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动力、珠澳合作的重要引擎。为建设珠澳经济极点，202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这是粤澳双方在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下，围绕澳门所需、发挥横琴所能而提出的纲领性发展目标和具体规划，是深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点举措。它的实践对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丰富“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标杆示范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把握两个原则：其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的基础在于产业多元；其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的创新在于粤澳共管。一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提供了广阔腹地，为其高科技、中医药、文旅、会展、现代金融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建设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初心与终极目标，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助推澳门实现产业多元化，为澳门的长期发展稳定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①。另一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能为澳门带来土地资源、专业人员，能让澳门共享大型科技设备、市场空间和提升澳门科技力量，促进其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澳门还可利用合作区的空间资源和政策优势，增加国际和内地生源，与世界各地的著名院校合作办学，推动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等等。

① 参见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二）   以线为纽带，打通双循环堵点

以线为纽带可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方面来分析。其中，实体经济表现为商品物流经济联系通道，表征为各种交通运输、通讯方式为载体的空间线状；虚拟经济表现为产业链、价值链等链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1.   挖掘大湾区内需，充分发挥规模市场优势，打通双循环中各堵点节点

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庞大的内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优势和支撑点。对我国而言，扩大内需也是我国首要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实现供给与需求在高质量层面平衡的首要之义。

具体而言：首先，可通过试点加快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鼓励创新第三次收入分配机制，使得湾区内国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相匹配，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扩大湾区内中产阶级人数，做大粤港澳大湾区蛋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全国的双循环发展做好政策前期试验和准备。其次，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乡一体化，可着眼于缩小以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为基数计算的城镇化率，适时放宽各城市的落户限制，允许在城市的农村人口落户到城市，以此为基础打破区域间壁垒。借力新基建加大公共服务供给，让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到城市的医疗和教育，进而降低农村人口的预防性储蓄，释放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再次，通过试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减少居民养老顾虑，让居民有信心扩大当期消费，并将其部分储蓄转化为长期资产，从而扩大我国投资规模，促进资本的形成。最后，应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供应链的运行机制，扩展国内市场，推动直播带货经济和各种新业态的发展。

2.   完善产业链，实行“补链”“强链”计划，以科技和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规模报酬将因科技进步而呈递增之势。大湾区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科技助力完善产业链，这些优势有利于降低成本，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相协调，推动双循环顺畅进行。

具体而言：首先，发挥大湾区的科技与资金优势，加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链。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机制，重点突破卡脖子产业，同时推动关联度高的产业的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的高级化，为全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产业链环境。其次，加快技术突破，提升产品质量。以满足内循环中消费升级对高质量产品的要求，同时增加外循环中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竞争力。以增强社会创新活力为实践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变。着力培育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某一产业链的链主，利用其优势地位推动大湾区产业链的高级化，建设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并以经济内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外循环。再次，可以深圳、广州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区域，提高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可使构建双循环所需的更具普惠性的金融要求得以落实；另一方面，可进一步畅通利率传导效应，为央行灵活调整利率提供条件，使经济内循环得以更有效地进行。

（三）   以面为示范，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

面是指双循环覆盖的各类经济区，是点和线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包含大湾区、中国和世界三个经济层面，是集生产、贸易、流通一体化的经济区。

1.   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的城市群建设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将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为此，各城市应根据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将产业、物流、科技、金融、贸易等资源高度集聚，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城市间及产业间的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一是发挥湾区内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形成湾区竞争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国际上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目前已形成“金融+科技+产业”的结构布局，既有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也有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完全可以在充分发挥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两大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比较优势及其动态变化路径，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下，将比较优势转换化为竞争优势。二是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区域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其资源禀赋结构将会产生动态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在资源禀赋升级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因势利导，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利用有效市场产生的相对价格信息和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各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2.   国家层面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制度，打破湾区内地区间的壁垒，畅通内循环

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立足点，也是大国经济竞争优势之所在。以各区域一体化为着力点，打破区域间的壁垒，利用“雁阵模式”逐级传递与扩散，既可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又能形成一体化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消除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的无形壁垒，畅通湾区内要素市场，推动各城市之间的重点产业错位发展，使湾区内资源合理配置并形成生态循环，进而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其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专利技术交易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供给端的创新发展动力。再次，在一些可以放宽的领域试点放宽企业准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性，激发市场活力。最后，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严抓银行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引导贷出资金流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特别是流入到高新技术企业。当前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渠道和投资机会不足，且投资回报率相比投资于房地产行业明显要低。

3.   世界层面的国际大促进：立足国内大循环，对接国际大循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既离不开国内需求，也离不开国外需求，国际大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延伸。因而，即使在国际摩擦显著上升的背景下，也应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积极主动培育优质产业，抢占国际产业制高点，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具体而言：首先，国际大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延伸。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在承接国际循环对国内大循环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要发挥枢纽优势，开放国内市场，优化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配置，使参展商变投资商、进口商变贸易商，以此实现更高层面的对外贸易。其次，推动港澳地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重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国际大循环风险。积极增加与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融资项目中的人民币收付使用频率，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发展人民币外汇市场，降低大湾区企业在商业贸易及资本交互领域的汇率风险。与此同时，完善外汇管理制度，提高港澳地区政府和企业使用人民币的便利性、安全性和优惠性。最后，针对近年来产业链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要重视东南亚经济圈的建设和东亚经济圈的建设，运用国内大循环积累的技术成本优势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政策机会，鼓励企业走出去，加深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促进内循环和外循环有效衔接。

五、   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构建双循环先行示范区

从速度追赶到全面追赶，是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时代大背景。为此，至少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动力转换，才能改变经济循环机制。其一，重塑发展新动能，以应对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的变化；其二，重建竞争规则，以适应从追求经济规模到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其三，重构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的全面改革。换言之，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以内需为主转换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之间经济协同、跨关税区价值链之间协同、政产学研之间成果转化协同及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市场协同等机制的建立。

（一）   双循环发展的首要策略：抓制度供给重点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其理论逻辑之一便源自湾区内部制度的特殊性。即三地制度的多样性，使得其面向全球经济时具有较好的兼容性。但粤港澳内部的制度协调面临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框架体系上，现行的CEPA尽管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但仍不能在广东和港澳之间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当前仍存在交易成本高、自由投资效率低等现象；二是具体贸易规则上，现行的CEPA只规范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四个方面，而有关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规制制度则不够完善。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循环制度供给应针对三地的不同制度，在原有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发展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并实现新的组合。在此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打通各种跨境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限制，建立内地与香港澳门统一的大市场，为市场高效率运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市场规则制定方面，政府应准确把握市场机制下的监管者及仲裁者身份，纠正市场失灵现象；在非市场活动方面，应积极发挥非营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作用，推动非市场活动正常运行的同时，为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正向的外部经济性。二是要扩大自然人流动的市场准入范围，完善自然人流动规则。从需求方入手，消除自然人流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以利于在空间上扩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范围，让消费带动生产，实现粤港澳三地消费市场一体化的同时，推进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三是应转变产业政策思维，引入竞争政策和引导政策。传统的产业政策是基于所有制歧视、内外经济主体歧视、产业歧视和地域歧视的非均衡快速增长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完善和推动实施公平竞争取向的竞争政策，保护自由投资利益，保障消费者利益，以缓解、改善经济结构失衡。四是要探索粤港澳三地协同治理的框架，建设法治、阳光、服务型的协同议事机构。与社会组织和企业一道，共同构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和框架。

（二）   双循环发展的基础性策略：补内生性需求不足短板

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生产端来看，一方面，国内需求不断扩大有助于吸引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消费的增长和升级又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的信号，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力。因此，应将经济动力源从投资拉动转换为消费拉动，通过补内生性需求不足短板，促进经济的内生性需求增长。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港澳是外贸红利的重要参与者，一直承担着内地与世界的“双向联系人”角色。随着国际形势转变，港澳并未适时转换红利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市场，其产业和企业仍着眼于国际市场，以至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出现了消费不平衡现象，甚至形成了消费阻碍。但粤港澳地区具有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天然优势，具备成为国际消费枢纽的可能性，能持续优化消费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动能。

补内生性需求短板，需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着力于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内生性需求空间。应根据各区域的发展实际，制定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同时鼓励以城市群为主体单位，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二是建设粤港澳地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挥湾区中心城市的商贸优势。加大总部经济布局力度，提升中心城市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积极拓展现代商贸的内容和模式，壮大市场主体，提升商圈的消费功能，助推高质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三是强化对市场主体的政策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发展侧重点各有不同，各城市需结合自身特点，坚持发展基于生态、绿色、低碳等新理念的数字消费。鼓励和支持利用闲置资源，发展新的消费业态和新的消费模式。坚持审慎监管原则，对新消费业态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努力推动数字化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四是优化消费与营商环境。应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坚持跨部门协同监管原则，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打击不法行为。加快消费信用体系及监管体系建设，建立诚信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健康有序发展。

（三）   双循环发展的根本策略：强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双循环示范区，还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大的难点在于我国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被国外厂商所垄断，对我国的产业链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应全力拓宽和突破制造产业中的瓶颈部门和关键环节，运用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推动实施扬长补短之策略。

具体而言：一是设置阶段性成长保护期，隔开外来竞争者，扶持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在保护期内，企业应以国外同类企业为竞争标杆，找出发展的差距及成因，进而采取增强竞争能力的策略。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期长短的设置既要有利于本国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和扩张生产能力，建立领导者地位，又要防止企业产生创新惰性，以至出现对资金链、信息链甚至是技术链的依赖现象。二是要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创新作用。一般来说，大型国有企业以连续性和累积性创新为主，破坏式和颠覆式的创新则主要由民营企业承担。因此，要充分发挥反垄断竞争政策在市场中的作用，尊重和遵守市场竞争机制，特别是要重视动态竞争的制度设计。三是围绕自主品牌，着力培养国内产业链(NVC)中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降低市场整合成本和企业制度成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和稳定性。四是充分抓住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革命进程，为传统产业及科技创新赋能。在保持产业竞争性的同时，政府可通过适当鼓励甚至是适度干预来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促进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及通信的建设，以此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五是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区域间、部门间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强化科技创新的辐射及带动作用，形成错位发展、差异发展、有序发展、协同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态势。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既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也是大湾区需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其有一系列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两大突破口，应把握“抓”“补”“强”三种制度安排，以点带面，在推动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的同时，推动全国构建和完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