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视角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经济思想。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脉络及理论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

目前，学界从不同学术视野对党的百年经济思想进行了概括与梳理，形成了相关研究成果。一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总结了党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脉络。如周文和程广明(2020)^[2]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党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洪银兴(2021)^[3]按照理论成果历史进程的顺序，把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理论成果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站起来的经济思想、富起来的经济思想和强起来的经济思想；顾海良(2021)^[4]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视角，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阶段性特征、理论主题与理论成果。二是按一定的理论主线总结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学者们从各自设定的理论主线出发，阐述和梳理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如周绍东和李晶(2020)^[5]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为主线，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理论成果；白永秀和王颂吉(2021)^[6]等学者认为，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主线，围绕这个主线形成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理论体系；王赟鹏(2021)^[7]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使命”与经济思想不断发展的统一作为主线，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

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为人们理解和把握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单纯从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来总结和理解党的百年经济思想虽有必要，但这种总结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理论成果的事实陈述，未能深入阐明不同时期党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形成的内在逻辑与内在联系。另外，学者们按照各自设定的理论主线来阐述党的百年经济思想，虽提供了有益研究视角，但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为理论主线，还是以“初心”“使命”或共同富裕等作为理论主线，均难以具体阐述为什么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形成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措施。鉴于此，我们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时，应力图从客观实际中寻找能够体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范畴，并以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阐释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不同历史阶段经济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应当是近代以来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正是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破解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极富创新性的、反映时代要求并指导实践的经济思想或政治经济学。

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探讨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为深入把握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相应的学术视角，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初步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要矛盾，为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相应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文献。二是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为更好地领悟和把握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提供了客观依据。三是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使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成为具有内在理论逻辑的思想体系，党在不同阶段的经济思想因之而表现为阶段性和系统性的内在统一。

二、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社会主要矛盾

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理论范式(刘荣材，2021)^[8]。因此，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发展进程、理论脉络及其理论成果时，也应当遵循这一理论范式。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史进程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一）   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存在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般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一般性逻辑起点，表现为共性或一般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形态或具体内容，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因而这个主要矛盾又会表现出个性或特殊性的特征，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具体的、特殊的逻辑起点。即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在化解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具体的、特殊的主要矛盾时，形成了反映时代要求的具体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从而构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这些经济思想因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其内容也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政治经济学由此表现为历史性科学。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代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9]。这些不相同或差异性，最终通过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出来，从而使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烙上了历史性的特点。例如，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与此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在过渡时期，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一化三改造”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把推进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从而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0]。在化解这一矛盾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概括，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1]。以这一矛盾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在化解新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新征程中，形成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可见，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党的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   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客观依据和现实出发点

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和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定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和现实出发点，因而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不断发展的逻辑起点。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13]。这里的“矛盾”，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其决定的各种具体矛盾。其中，社会主要矛盾“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14]。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在解答时代课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为阶段性和系统性相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继起的经济思想。

综上，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形成了反映时代要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过渡时期经济思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内涵丰富的经济思想(见图 1)。

图  1  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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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逻辑起点与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理论脉络的分阶段分析

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破解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课题及主要任务的百年光辉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和内涵丰富的经济思想。下面，我们按图 1的研究路径，分阶段探析各个时期的逻辑起点与理论体系的内在关系，总结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脉络。

（一）   逻辑起点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至大革命时期，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领导和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为抓手，推动斗争形式向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方向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这一理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形成了土地革命思想、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边区经济建设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6]。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斗争形式。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才能有效开展土地革命，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它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在根据地内部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正是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的必然抉择。根据地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和生产方式。革命根据地成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战略阵地和基本依托。其中，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经济建设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物资给养和财政经济问题，为武装斗争提供了的物资保障。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科学地理顺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内在关系。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深刻阐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辨明了革命战争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15]。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16]。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原则和目的、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强调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17]。同时，党中央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化，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毛泽东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8]。为了克服困难，他号召广大军民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土地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19]1315。“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一方面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是支援人民解放战争”^[19]1311。可见，中国共产党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把根据地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正确地处理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下，通过根据地经济建设，既改善了军民的生活条件，又保障了革命战争的物资给养。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二）   逻辑起点与过渡时期经济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相应地转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20]。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便成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以过渡时期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1]316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构成了过渡时期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我们党把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同时并举，要在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有利于技术革命，才能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够巩固人民政权^[21]316。另一方面，我们党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人的解放相结合。对个体农业的改造，使广大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生产道路。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手工业者和工人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劳动者。同时，作为剥削分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通过改造，也成为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也焕然一新。毛泽东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光明的前途”^[22]500。可见，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从而激发了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和激情。

中国共产党以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相结合，初步构建了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

（三）   逻辑起点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以党的八大概括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重要文献中。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关系，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23]。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各种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问题，深刻而科学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两对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提出了具体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理顺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矛盾的上下篇或姊妹篇，是不可割裂的理论体系。此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文献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构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可见，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以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重要著作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韩喜平和宋浠睿，2020)^[24]。

因此，以党的八大概括的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形成了极富创新性和开创性的经济思想。

首先，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在理顺国民经济各种关系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一工业化道路模式，“各个并举”互相关联，相互依存，融为一体，使我国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其次，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从理论上开始探索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其一，工业化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工业化的经验，指出我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是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25]132。其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他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此，在我国“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26]，重视价值规律。其三，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毛泽东在纠正平均主义、“共产风”“浮夸风”以及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错误倾向时，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5]116，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要经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25]116等不同阶段。

再次，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国外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靠独立自主，与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民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国外经验。毛泽东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27]。因此，“一切国家的好经验都要学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28]。

最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行农业合作化，是为了“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29]。这是我们党在建国后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1955年，毛泽东在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使我们国家更富更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22]495。

总之，以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四）   逻辑起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首先，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逐步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突破。

其次，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体制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0]。党的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可见，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不断完善。

最后，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31]。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步骤和方法上，邓小平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32]。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为逻辑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五）   逻辑起点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达到新的高度”^[2]，它将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确定了基本架构”(白暴力，2020)^[3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核心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着以下各方面展开。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又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34]234。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习近平指出，“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35]。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四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战略、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客观依据。五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与升华。六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战略任务，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课题。七是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八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科学定位。九是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习近平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34]236。这反映了这一经济思想所蕴含的指导艺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领域。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6]。可见，以新时代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解答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中，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壮丽的征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具有独创性的经济思想。

四、   余论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史进程表明，在破解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形成了反映时代要求的经济思想或政治经济学，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历史进程始终坚守和践行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37]。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征程，始终把党的奋斗目标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融为一体，把“党的初心”和“百姓心”融为一体，其中所蕴含的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37]。中国共产党把江山和人民统一起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这种统一性，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直接的、充分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围绕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以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相应的理论和政策，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将根据地农民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广大人民翻身解放，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同时，全面开展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充分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37]。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动摇，在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征程中，不断形成了内涵丰富而又体现时代性的百年经济思想。

（二）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史进程的着力点

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抓住了主要问题，坚持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毛泽东指出，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38]。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正是以社会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坚持问题导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因此，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史进程的着力点，也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着力点。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39]。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应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回应时代重大关切，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总之，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壮丽征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回应和破解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时，创立了体现时代特点、解答时代问题的经济思想。